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张宏杰（第3/8页）

于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给了《当代》。

三个月后，我又寄给了《十月》。

在那之后，我学聪明了：我开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时投给三家刊物，并随时做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后马上通知另两家的准备。

可是一年之内，我连退稿信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见过：所有的杂志都没有任何回音。

我开始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过，我初中时确实做过语文课代表啊！

毛时代出生的人都有点不服输的劲。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用三年时间来打通写作这条路。这三年里我要写出三十万字的东西。如果这三十万字都不能发表，我会永远放弃这件事。

六

就在下定这个决心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来到单位的传达室。我很怕同事们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没让任何人知道我投过稿，所以科室订的报纸杂志都是由我主动来取。

一堆报纸杂志中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杂志社”的社标很醒目。我的心开始怦怦跳动。信封很薄，说明应该不是一封退稿信。

办公室中午正好没人，我撕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幅龙飞凤舞的行书：

张宏杰先生：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写得棒极了！准确、结实、饱满。编辑部一致同意向你约稿，因《大家》明年将倾力推出一种实实在在但同时也更为文学、更边缘化的写作方向。《无处收留》略嫌偏“实”，若能再个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发。朱晓桦。

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我终于确信，“文学事业”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回事儿。确实有那么一群敬业的人优雅地坐在杂志的那头，如同天使们勤勉、干净而严肃地坐在天堂里。那时的《大家》创刊不久，上升势头很猛，办得非常有范儿，开本很大，黑色的印有历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头像的封面做得大气十足。朱晓桦字体很潇洒，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青年人。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无处收留：吴三桂》进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个人化”风格靠拢。虽不至于夜不成眠，但白天我犹如热恋中的人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半个月后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后就是数着日子等待。能在《大家》这样有分量的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应该也算一个漂亮的开头了吧？看来写作两年，终于“梦想成真”了。很可能，我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笔会，会在“春城”昆明……

三个月后，第二封信来了，我急切地打开，却是一盆冷水：“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送审时未通过，说是暂时不发历史题材。《大家》杂志社将要自负盈亏，在如何走向市场上考虑得较多，原来选定的许多稿子都压下了，你也可以别处想想办法。”

七

如前所述，我曾铁了心要让处女作在顶尖刊物上一鸣惊人。不过，在《大家》退稿后，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无处收留：吴三桂》这篇我最喜欢的稿子之外，我将《蒙古无边》等其他稿子投给省级文学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学圈儿”啊。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本省的那本《鸭绿江》，虽然今天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本刊物，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曾经辉煌过一时。

标准自减一档，似乎就一路通畅：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鸭绿江》一位叫李轻松的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然后，1998年第2期，《鸭绿江》刊出了我的《蒙古无边》，于是这篇文章成了我的“处女作”。

从那之后，我和诗人李轻松成了朋友。通过和她通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在这样一本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实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她说，发现我的作品时，她刚刚从别的单位借调到《鸭绿江》做编辑，一般的编辑都不爱看自发来稿，因为里面大多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这个新手还有兴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来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自然来稿”这一说。也就是说，文学刊物中刊发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写上“某某编辑部收”的稿件。你起码要写上具体某个编辑的名字，被拆开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谱的做法是，先设法与编辑认识。起码，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绍。

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文学世界”真有点“高于生活”的意思，它应该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规则操作的事儿。我一直认为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自然投稿”，而编辑对所有稿件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有这个“文学世界”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有价值。所以这一事实是对我的迎头一击，让我的头嗡嗡叫了许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编辑们回音的日日夜夜，现在才想明白，也许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