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化身：曾国藩（第2/6页）

这样一个壮美的人生设计虽然极为诱人，实际上却带有浪漫空想的色彩。“圣人”是一个超自然的概念，“学做圣人”便是个超越自我的过程，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要求人把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限度，每时每刻都严格控制自己的思想，使它不能逸出于儒学规范之外，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有的人虽然用圣人之言敲开了仕途之门，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所谓圣人之道；有的人曾为这个理想激动过，尝试过，终因这种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终放弃。曾国藩，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一旦被这个理想所征服，便义无反顾，百折不回，用农民的质朴顽强去践履，终于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成绩。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只在封侯，而更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在这个规模基础上，他开始坚苦卓绝地建设自己的人格理想。

曾国藩学习理学家倭仁的修身办法，坚持写日记，在日记中把一天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有点滴不符合圣贤规范的做法想法，都严格地自我检讨，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交谈时，“有一言谐谑，太不检”。都要深刻检讨。甚至做梦时梦见自己发财，醒来也痛骂自己一番，责备自己贪财之心不死。他还学习静坐之法，每天静思反省，不断和自己的私心杂念搏斗。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确恰当；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贪多求快，总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的缺点毛病。不过，和大部分年轻人不同，他有着钢浇铁铸般的执着顽强。翻检他的日记，从少时起，直到暮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对自己痛责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责、焦虑、悔恨、恐惧的时刻。壮年之时，为了克制自己的生理欲望，他“日日自苦”，以求“不至佚而生淫”，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损失了许多做人的乐趣。他真是花岗岩脑袋、混凝土脚踵。在那些常人不能忍受的关口，他都忍受过来了。在家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导子侄说：“凡事皆有极困难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实际上，儒家的人格理想是一种风险极大的设计，几乎就不具有可操作性。它使人日日如在悬崖之侧，一不小心就跌入人性弱点的深渊之中。自古至今，大多数人逃离了这条险途，或仅仅以此装点门面，或遁入老庄一路。只有曾国藩走得异常老实坚定，他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把自己推入“圣贤”和“禽兽”的两极选择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过这种本质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优良品性熔铸到自己身上，涤去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达到高尚澄明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他以圣人之心为心，行动中没有做作气、虚荣心、自得感。他把行动与本心打通了，自有一番大境界大心胸，是一个真性真情的真男子。

事实证明，这就是“天资钝拙”的曾国藩事业成功的基础。

三

成就大事业，仅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够的，还得有大本领。曾国藩的大本领同样是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

四十二岁那年，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其时正值太平军兵抵湖南，咸丰皇帝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一介书生从此开始了带兵生涯。

曾国藩正值壮年，已是二品大员，性情刚直，自以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钦命，所以办起事来雷厉风行，锋芒毕露。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十分厌恶，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一个个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却都是行家里手。从巡抚以下，都因为曾国藩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深怀不满，处处对他下绊子、打冷枪，掣肘使坏，弄得曾国藩事事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