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第3/6页）

科举制并不是自创生即完备周密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曾经历了失误、挫折，甚至后退，但是，由于一代代人薪火相传的持续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科举制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是相当幼稚的，构思上有一种直观思维的可触摸的意味。比如隋炀帝设立的十个科举科目，“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膂力骁壮”……这些科目的名称带有明显的感性特征，“敦厚”和“清洁”虽然美好，但是如何衡量？到了唐朝，这些科目才被改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算、明字、制科，选拔人才的标准从模糊不清的道德描述转为各类才能的分级考核。

盛唐是中国人精神史上的青年期，什么都想尝试。唐代是科举制度最富活力的时代，制科名目最多，皇帝们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别出心裁，设立一个科目，有时这个科目就是帝王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比如“日试百篇科”，就是要求士子一天之内写出一百篇左右的诗赋。还有“日试万言科”，也是类似吉尼斯纪录比赛一样的大规模竞赛。这种近乎恶作剧似的做法虽然有悖于科举制度的严肃精神，却也反映了唐代帝王文化心态上的乐观好奇、精力过剩。

在更多的时候，这些科目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列举一些具体社会问题，让士子们畅所欲言。也确实有一些俊逸之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锋芒毕露，直抒胸臆，提出自己的政治创见，直接影响了有唐一代的政治风气。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词林文苑科考试，二十二岁的张说在策试中公开抨击武则天手下横行一时的酷吏是“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提出“刑在必澄，不在必惨；政在必信，不在必苛”，一时震动朝野。第二年贤良方正科考试，张柬之直言批评武则天用人不当。他说武氏选拔官吏时，“或凭门资擢授，或以勋阶莅职”，这些人在任上，往往“不顾廉耻，抵触罗网”。他公开评论：“臣以为陛下有三皇之人，无三皇之吏。”面对这样尖刻泼辣的指责，武则天非但没有勃然大怒，反而揽卷而笑，连呼奇才。这二人也因此而名列高等，被武氏施以重用，先后成为一代名相。你不得不承认这妇人果然了得。

在科举实行的初期，由于制度的空缺，投靠权门、攀附请托这一社会痼疾乘隙而入，而且在唐朝一度还十分普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风气，考生考前四处向达官显贵推销自己，结交名门，制造自己的社会声望。大唐天家性格风流者多，有时候金榜上的名字就因他们的喜怒好恶而任意改变。大诗人王维年轻时风度翩翩，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他的一位做官的朋友创造了一个机会使他结识了一位爱好音乐的公主，王维的琵琶征服了一位追慕风雅的公主的芳心，据说他就是靠这位公主的提携而高中状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富于诗意的浪漫作风与选择人才这样意义重大的事不相协调，于是各种法律制度被建立起来。在唐代的刑法《唐律疏议》和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中都出现了关于科举考试的法律规定。

由于科举考试的巨大诱惑，考场外的各种力量纷纷向这个抡才大典施放自己的能量。科举制度在这些压力面前一度接近扭曲变形，但是，在与各种各样破坏力的周旋过程中，在一次次失误中，科举制度不断修正自身缺陷，日益周密完善。由于宋代王钦若科场案的发生，人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发明了糊名和誊录制度。以后，坐号制、回避制等种种制度也渐渐完善。宋初的一次会试之后，太祖赵匡胤召对进士时发现有的进士素质极差，不禁对会试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为此，他亲自主持复试，重新调整了名次。从此，殿试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在科举考试的环节上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就是在这种自我调整的过程中，这一制度逐步丰满健壮，保持了活力和生命力。

三

岁月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去，武则天那卢舍那大佛一般丰满安详的脸庞在历史之幕上逐渐模糊，山河渐渐冷落萧条。科举制一点点完善稳定之后，又一点点地凝固、僵硬。最后，朱元璋出现了。

不管你对朱元璋这个人物欣赏与否，你首先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才。他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农民做到皇帝，并且后来粗通文墨，甚至还能对付两句四六骈文，确实不容易。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多少文化根基的皇帝，凭着他那农民式的精明算计替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条例，内容从行政、经济到文化无所不包，其中就有经他改造的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朱元璋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必须固定在四书五经之内，出题不许越出雷池一步。答卷要仿照宋人经义，要用古人口气说话，只能根据指定的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严格约束还嫌不周密，他干脆规定试卷的文体也必须规划统一，分为八股，开头必须要写上“臣对臣闻”，结尾必须用“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这二十一个字。这在科举史上也可称得上是最后一个创举，和科举制度的开端相互呼应，首尾提挈，清晰地展示了这个民族精神衰落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