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第4/6页）

这个朱氏家族的大族长费尽苦心要保住这份苦熬苦挣得来的偌大家业，希望他处心积虑设计的这套政策能确保大明江山永远稳如磐石，能把社会控制得永远服服帖帖。这个在乡野文化氛围中长起来的皇帝，头脑里根本没有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也没有坦荡豪放的风度。他有的，只是时时提心吊胆看家守业的顽强本能。为此，他杀光了曾经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又给子孙留下这套看来十分保险的制度。他的目的是把天下人的头脑也装进四书五经的保险柜。从细节上看，这套政策确实显得挺保险挺精明，但是如果站得远一点，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套东西的愚笨蛮横和目光短浅。可是，偏偏是这套东西，居然就牢牢地笼罩了中国五百余年之久。这套制度一经固定，就成为一个强大而蛮横的存在，难以撼动。有时候，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可以影响整整一个社会，甚至几个世代。

从此，五百年间，士子们埋头于八股文之中，甚至连四书五经都弃置一边，手段和目的分道扬镳。清代江西学政汪廷珍回忆他在主持学政时的所见所闻说：“童生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古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又有十一二岁童子，五经尚未开卷，而试牍闱墨，成诵已多。”面对这种情况，康熙也自甘承认无可奈何。他毫不隐讳地说：“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

五百年间，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荒谬方案，改革的呼声稀薄而苍白。只是在乾隆年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表列举八股文的种种弊端，要求改革。他说：八股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房行卷，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才者二”。奏章送上去了，皇帝按例让礼部回答，礼部根本没好好看，一通含混搪塞，这声不同寻常的呼吁就这样淹没在官员们的麻木敷衍之中了。

科举制度至此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四

每年进士及第后，大唐王朝的首都都要举行“曲江会”。曲江之畔，丝竹喧天，百戏杂陈，人头攒动。新科进士们一个个容光焕发，扬眉吐气。“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之家率以其日择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这一天，几乎是全长安的节日。

节日只有一天，其余的日子远没有这样风光耀眼。曲江会的狂欢气氛再浓，也掩不住无数下第者的落寞空虚。

这个以狂欢来做结尾的过程，一千三百年来带给人们的欢乐，和它所制造的痛苦相比，显得那样的短暂、轻浮，转瞬即逝。

生在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当他翻开书本的那一刻起，一种沉重的命运已经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会时时刻刻感到那种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沉重压力，那就是功名。选择了书本其实就是选择了一场残酷的赌博，赢了，人生的一切荣誉、荣耀、光辉和绚烂都为你准备好了；输了，你永远是一无所有，陪伴着你的，永远是凄凉冷清。在这场盛大排场的赌博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一败涂地。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约略的统计。以1850年的清代为例，当时全国的人口为四亿四千万。其中读书人能有多少呢？如果按一百比一的比例，将是四百四十万。考虑到中国社会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的传统，这个数字也许偏低了，而这一年，通过种种考核，最后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只有二十二万四千人。在这二十二万四千人之中，选拔出了四千余名举人，二百多个进士。中举的比例是一百比二，而有幸金榜题名的概率是一千比一。也就是说，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从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

这样暗淡的前景竟然丝毫不能影响人们的热情，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学堂。因为在这个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取功名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科举制在把机会的大门向每个人敞开的同时，却也封闭了人生的其他可能；这样一个豁达的开放式结构的制度，最后却逐渐紧缩成一张无形的巨网，网住了社会，缚住了历史。

毕竟前景太诱人了，毕竟有许多范进式的中彩者在做着动人的活广告。还有那么多的循循善诱。请听大宋真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劝学文吧：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