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的游戏：酷刑（第3/5页）

让我们穿越时光，来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的北京西四牌楼。天刚蒙蒙亮，一大群民夫正在牌楼下用竹竿和草席搭建一个临时的棚子——监斩棚。原来，今天这里要处决一个犯人，在朋党之争中受害的郑曼。此人为官多年，在朝廷上下曾颇有文名。

民夫们在监斩棚前竖起了一根一米八左右的柱子，上端带有横木。这是行刑柱。离行刑时间尚早，已经有一大群人围在四周，看着民夫们忙碌。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整个街区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人山人海，连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人声喧嚷，热闹非凡，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监斩官带着犯人来到刑场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人群中挤过来。郑曼其时四十二岁，身材不高，微胖，有点秃顶。说是押来，实际上是被役夫用一只大箩筐抬来的，因为他在狱中被打断了一条腿。此时他的头巾和鞋袜都被挤没了，正躺在箩筐里，絮絮不休地向身边的家人嘱咐后事，神态平静，啰啰嗦嗦，好像是要出一趟远门，而不是将被凌迟处死。

宣旨官开始神态郑重地宣读圣旨。可惜人声过于嘈杂，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人们几乎什么也没听到。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还好一点：“依律应剐三千六百刀！”

此句一出口，众衙役齐声高喊：“威——呵！”声如震雷，让周围的人都不觉悚然一惊。

三声炮响之后，刽子手把郑曼从筐中提出来，牢牢捆在柱子上。此时的郑曼四肢近乎瘫软，因此几乎是被悬在柱子上，全靠绳子的力量才不至于滑下来。这时，周围的人声开始小下来，等到刽子手拿起刀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广场，几近于悄无声息了。

第一刀从左胸开始。刀尖锋利地进入皮肤，轻轻一挑，指甲大的一块肉翻了起来，在太阳下亮晶晶的。刽子手们经验丰富，用刀时避开血管，以免犯人流血过多而死。所以，刀口处只流了很细的一绺血。郑曼像一条死鱼一样悬在柱子上，咬紧牙关，嘴里嘶嘶有声。随着行刑的继续，他的全身像电击一样簌簌发抖。

很快，左胸上的肌肉被挖净了，留下一个碗口大的肉坑，刽子手换到右胸。观众们都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有人趁这个机会悄悄和周围的人交流一下看法。

胸部下来是大腿，然后是上臂。郑曼一直就那么轻轻扭动着，嘴里嘶嘶不断，眼睛茫然地看着天空。也许不能说看，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表情，瞳仁已经散了。

时间转眼已经过午，正面割光了，鲜红耀眼，骨肉外露，后面还完好无损。郑曼看起来成了一具奇怪的生物。刽子手们放下刀，到边上吃一口午饭，在阴凉处歇上一会。观众们在炎炎烈日下挤了半天，也已经十分疲劳，甚至有人中暑晕倒，但是几乎没有人散去。因为凌迟并不是轻易能看到的，机会实在难得，而且，高潮部分还没到，那就是摘取内脏。

……

旧中国的外国观察者在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冷漠”“麻木”，有人甚至怀疑我们的祖先生理机能有问题。法国人勒戎德尔就曾说：“中国人脑髓机能有缺陷，感觉麻木，五官不甚锐敏。”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虽然不同意这个法国人的荒谬见解，可是也同样惊心动魄于我们祖先的铁石心肠。毫无疑问，观众的铁石心肠也是灾难磨砺的结果。

为什么我们这么残忍

残忍是人类的共性，但是，中国人的这一人性成分似乎畸形发达，以至闻名世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被残忍本能利用。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子被撩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这种龌龊阴暗的心理绝不是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具有的。

灾难是中华民族成长的背景音乐。人相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画面。随便翻翻史书：

〔梁〕简文帝太清三年（549年），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旱，仍大水，民食草木殆尽，又疫疠，死者十九。

〔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山东夏津蝗。春，广州等三县大饥，人相食。

民国十九年（1930年），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均水旱。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啖死尸，易食生人。

……

旧时代的普通中国人，谁的一生中没有见过街上的乱尸，呻吟的乞丐，人市上的孩子？频繁进行的改朝换代使战火在这片土地上周期性地燃烧。整个社会变成人间地狱，谁也逃不脱战争的劫难，千里荒芜，白骨遍地，全社会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鲜血冲洗出一个新的王朝，实行休养生息，等到人口恢复到原来水平，同样的社会问题又一次压垮了这个王朝，又来一次新的清洗。灾难一方面教会了中国人忍耐麻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爆发性的残忍。我们这个民族的耐性出奇地好，无论是多么暴虐的政府，多么残酷的统治，多么不公正的待遇，只要还有一线活路，就能默默忍受，而一旦被压迫到极致揭竿而起，那么这个民族的破坏力和残忍也同样登峰造极。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酷刑制造者，朱元璋和魏忠贤，在生命经历中，都曾受到社会的严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