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4/21页）

金帝国的统治者们对此深感忧虑。毕竟已经有了鲜卑人的前车之鉴，他们不想愚蠢地重蹈覆辙。入主中原三十五年后登上皇位的金世宗开始大力扭转汉化的倾向。他敏锐地认识到，只有保持女真人的尚武之风，才能保证国家基业长久。他屡屡对臣下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

从世宗时起，金朝帝王千方百计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进程。他们大力倡导女真人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为此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他们禁止女真人使用汉人姓名及服装。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二十七年（1187年），皇帝再次明令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

不过，汉化的力量远远大于皇帝们的权力。金代帝王们的这几道诏书，如同投在汉化洪波上的几片羽毛，瞬间即被席卷而去。到了金朝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女真人都完全汉化了，女真话不再有人会讲，女真服装也近乎失传。原来规定的科举考试时“试弓箭、击毬”也被迫取消，皇帝甚至不得不同意女真人同汉族人通婚。尽管金世宗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文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代始终没有被真正应用。即以考古发现的金代墓志为例，居然没有一通墓志铭是用女真文写的。

随着这些外在民族特征的改变，女真人骨子深处的民族精神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金史·兵志》曾这样形容女真人的尚武之风：“（女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仅仅三四十年之后，沉溺在吃喝玩乐中的女真人变得懒惰、懦弱。征服者日以赌博饮酒为事，艰苦奋发的精神一去不返：“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在写成于贞祐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显见得已是无可救药了。

尚武精神就在这个民族体内迅速消失，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臣惊讶地看到，那些昔日一闻战斗便跃跃欲试的女真勇士，现在在出征前居然像女人一样牵住家人的衣服哭哭啼啼：“金人初起时，甚为寒微，……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如今则久居南方地面，识得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所以视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

格鲁塞总结边疆民族汉化的规律时说：“过二三代后，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仍然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读到使臣的这些记载，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初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灭辽臣宋的女真人，何以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不堪一击。

（四）

现在轮到亲眼目睹了女真人在汉地沦亡过程的蒙古人来做历史大戏的主角了。从这出戏的序幕，我们似乎看到了避免重蹈覆辙的希望。

不识文字，没读过历史，没有深入过汉地的成吉思汗，有着惊人的智慧和预见力。他对那些可以提供舒适生活的地区报有天然的戒备之心。“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似乎（对他来说也是过于温和，因而）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了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

因为深刻认识到文明生活对尚武气质的损害，成吉思汗对他汗血征战得来的功业报有一种悲剧性的看法。他悲观地预言：“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