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第3/5页）

前些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做“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迹似于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已久为人知。这种文化惰性之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

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读懂中国历史，你永远不会懂得中国现实。

◎近些年，你的兴趣似乎越来越从文学转向了历史？

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思想性和批判性。文学和社会现实已经脱节，变成了一些人自娱自乐的东西。说实话，我已经有很多年基本不读文学作品了。现在每一期《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很少有哪些读完了能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其原因是，部分作家的思想背景太苍白了。

相反，我越来越发现历史是我终生的兴趣。我大量阅读的是历史类、思想类书籍，而且越来越集中于两类，一类是一些优秀的学者的思维成果，比如秦晖等人的作品，非常具有穿透力，让你享受到极大的智力快感。另一种是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比如古人的日记、笔记。这些原生状态的史料记录了大量的复杂的生动的信息，这些信息如果经过那些能力较低的或者僵化的“历史工作者”加工过滤，可能就索然无味了。

可以说，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工作，思想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文学的作用。文学已经成了一具空壳。我想，这也是历史热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认为中国历史有什么与其他国家历史不同的规律吗？

中国历史的路一方面是自我循环，了无新意；另一方面则是忽东忽西，大起大落。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总是在“治”“乱”两极中变化。王朝初兴，开国皇帝废寝忘食，衣不解带，励精图治，百事兴举，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崩溃，不问朝政，一切陷入因循懈怠，腐败全面蔓延，百事荒废，天下大乱。作为这种状况的社会表征是，人口统计数字总是大起大落，大治之时，人口迅速增长；大乱之时，往往全国人口死亡过半。

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往往是由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有人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近代以来也是这样。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沿着一种两极跳跃的路向前发展：在试图全面西化的戊戌变法之后，马上迎来了极端保守的义和团运动，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接下来就是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的民国……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在沿着这种打摆子的方式一直走着。选择了革命之后，我们越来越快地以加速度左转，建成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大国。在选择了建设之后，我们在十数年间，又几乎要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从市场邪恶论一下跳到了市场万能论。

当时，文学刊物对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几乎是无法定位的，《当代》的一位老编辑在退稿时说：“你这个东西太长了，散文哪有这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