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永远剔透的良知（第3/4页）

梁漱溟并非保守的，也非激进的；或者说既激进又保守，同时走向对立的两极，既是西化的热烈鼓吹者，又是它的批判者和超越者。

回归道德乌托邦王国

梁漱溟一生以承继儒家的道统为己任，但当人们把他作为儒学第三期复兴的象征与熊十力相提并论时，他却又极认真地将自己与熊十力加以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无论梁漱溟如何地倾心于佛家思想，从他一生的行迹看，他最终还是一个“志伊尹之志”的真正的儒者，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离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给儿子写信道：“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等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大凡文化民族主义者，他所认同的往往不是那个国家，而是那个国家的文化。为了保全文化的完整性，他不惜改变任何与文化相悖的社会制度。随着现代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愈来愈厉害，梁漱溟的本土文化情绪也愈来愈浓烈。他发现近代中国自走上西化道路以后，正陷于“东不成，西不就”的僵局。一是因为西洋的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而难以移植到中国，再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下，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又面临着彻底的崩溃。梁漱溟将这种社会文化危机称之为“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文化失调乃起因于清末以来的民族自救运动，为了适应环境，效法西洋，便自觉地破坏中国固有的文化，使得中国“离开固有精神而倾向西洋的粗野”，造成社会秩序的崩溃，自救仅成了自乱。梁漱溟开始怀疑：这种民族自救的方法是不是一开始就是错的？离开了立国之本的中国文化，西洋的现代化道路是否能救得了中国？

经过五六年的怀疑和思考，梁漱溟终于发生了第二次思想大转变。他以文化民族主义者特有的思维，认定只有“老树上发新芽”，从中国文化固有的伦理精神出发，才能找到与西洋不同的民族自救之路。他说自己过去承认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精神境界更高，这还不是“到家的觉悟”，只有将这种精神从将来拉回到现实，从文化形态落实到社会形态，才是“最后的觉悟”。他自言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便是近代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又折返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很能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崩溃后再次寻求价值坐标的心路历程。梁氏从20世纪初开始著文，直到20世纪末去世，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以及人类文化的始终归宿问题。作为一个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素质的中国知识分子（儒者），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20年代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颇能反映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视理论”。

这无疑是一个道德的乌托邦王国，是注定回归不了的，从中，我们可能无法体察梁漱溟的玄思妙想，但却不难看出，梁漱溟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但正是他的这种独特的性格才造就了他的成就。

仓促结婚细致恋爱

梁漱溟一直倾慕佛家出世思想，长年吃斋茹素，年近30仍不娶妻。梁父屡屡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不料，父亲死后两年，由于做《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他渐渐有一种想成家的想法。

有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此事，伍伯庸问他的择妻条件，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原来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黄靖贤年届28岁，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见一面，伍伯庸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上，黄靖贤小姐的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又像个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显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