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廖龄奇的死（第3/4页）

薛岳认为廖龄奇罪责当死。

蒋介石征求王耀武的意见，后者一言不发，实际上等于赞同薛岳的主张。

廖龄奇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他闯进蒋介石的休憩厅，喊冤枉，想解释。贺耀祖示意不要打搅气头上的蒋。廖不听。蒋站起身，廖仍跟在身后，继续喊“报告”，蒋甩开廖之前，回头说了句：“当着他薛伯陵的面，黄埔的脸被你丢尽了！”

廖龄奇木桩一般的呆站在那里，很快被两个宪兵架起来，随后南岳山峦，听到一声枪响。

关于廖龄奇走人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大约当是对薛岳或王耀武有意见后的负气出走。至于向蒋介石喊冤，他应该是觉得，长沙失守，会战打败，战区要揪出一个人来分散薛岳的责任，于是他当了冤大头。廖没仔细想的是，大战中擅自脱离部队这种做法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轻饶，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了回旋余地。

会议闭幕日，蒋介石问诸将领：“这次长沙会战失利，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

蒋介石说：“最主要的一点，是对战区的主力部队使用不当。到最后，没有了用于决战的部队。李玉堂第10军推进得太靠前，使后方空虚，日军得以突入长沙。这一点，跟年初的上高会战正形成鲜明对比。上高会战之所以赢了，是因为第74军使用得当，与此次长沙会战正好相反。”

薛岳面不改色。

蒋介石继续说：“假如第10军的位置不那么靠前，王耀武的部队控制在浏阳，两个主力军对突入的日军能构成夹击势态，即使不能大败日军，也会叫其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蒋说完后，叫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没一个人敢说话。

在蒋召开的会议上，众人通常习惯性地表示附和。就算蒋主动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多人往往也不表态。侍从室唐纵曾这样感慨：“一遇大的问题，大家都不表示意见，委座哪里有这么多办法。”

与会者不说话，蒋介石只好继续说。

他特别提到防御工事问题，大意是：“做防御工事，不能由外而内，而应由内而外。在这个基础上，于各个据点，守备以最小的兵力单位，比如一个营，甚至一个连，然后再逐次向外加深加广。”

蒋介石提到的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中国将领忽略的，而且讲得完全有道理。

中国军队进行纵深配置时，多由外而内排兵。什么意思呢？假如一个师的部队守备Z城，从Z城到日军之间有A、B、C、D四道防线，师长们往往以D、C、B、A的顺序配置兵力，先琢磨D防线，最后才琢磨A防线。也就是说，会把最强的部队放在D。日军进攻时，最先打的也是D。大战之初日军战力最强，中国这边用自己最强的部队，打最强状态的日军，通常是占不到便宜的。如果反过来呢，先琢磨A地，在这里放上最强的部队，然后逐层至B至C至D，以由弱到强的态势迎战由强到弱的日军，效果肯定要好一些。

蒋介石继续说：“你们在座的，地位不是不高，而是太高；你们不要认为中国军队不多，其实兵已太多。如果不努力上进，不严格练兵，不认真探究战术，为部队注入智谋与勇毅，失败终是难免的。”

最后再说一下廖龄奇。

他被枪毙后不久，军委会又按抗战阵亡将士的标准发放抚恤金给其家属，并将其牌位移到南岳忠烈祠。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至今仍无准确的解释。或许，仅仅是因为，蒋觉得对廖太决绝，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给他。

廖龄奇终究是死了。自古以来，将军最恨的，莫过于没死在战场，而被自己的军法从事。

在第58师，廖龄奇还是有威望的。他被处决后，师里加上野战补充团，一共四个团长，除蔡仁杰外，其他三个即邓竹修、何澜、王伯雄同时辞职。他们认为廖龄奇被冤杀，而军长王耀武又没替他求情。

王耀武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平时对长官是否尊重这些事不说，大敌当前不跟军长打招呼就离开战场，他老王还有火呢。而且，关键问题在于，不是王耀武想要廖龄奇的命，是薛岳想要。更确切地说，是廖龄奇自己要了自己的命。唯一不妥的是，没交军法处会审而直接枪决了。

现在，王耀武面临着掌管第74军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危机。

廖龄奇被处决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王耀武，问谁适合接替廖龄奇。

王耀武说：“无论能力，还是现在的职位，副师长张灵甫都是最合适的。”

蒋介石点头，说：“就这样定了，希望他不辜负我的期望。”

张灵甫从此走马上任，真正独挡一面。

现在，再捋一下张的小史。

张灵甫跟蒋介石其实还是同乡。张生在西安郊外的长安县，但祖籍是浙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