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南尼（第2/11页）

大家都知道，采访彼得罗·南尼很不容易。他本人就是记者，在他看来，与其让别人采访他，不如自己采访自己，自己写文章。这样他可以斟酌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形容词、每一个逗点，哪怕是随后全部勾掉，从头开始。他对自己写的东西从来不满意。在他担任《前进报》社长时，他一写好稿子就强迫自己马上把稿子送到排字房去，以免在最后的时刻又作修改。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他对谈话录音能满意吗？“我不喜欢您那部录音机，它很危险。”如果你像我一样分几次去采访他，从第二次开始，每次见面时他就总要拿出一大堆字迹潦草的字条，要求对上一次的谈话作修改或补充，或者提出必须引起注意的地方。他伸出布满皱纹的食指指着，念给你听，与上次的谈话对照，这无疑是一种新提法，是经过核实并加以提炼的说法。与其说是念条子，还不如说是给你口授文章。但是口授完以后，他又要没完没了地补充修改。“去掉那个‘我’字，总是‘我’、‘我’、‘我’，这样不好。去掉那个‘他们’，换上‘我们’。把我自己同样有责任的过失推给别人，这样不好。”你真想发火，但却被他感动了：真是个正直的人啊！多么忠厚的教授，多么宽宏大量的教授啊！他在评价别人时唯恐伤害他们。他不喜欢丘吉尔，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因为丘吉尔目空一切，但他请我不要对丘吉尔品头论足。他说：“归根结底，要是没有他，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谈话。”他会见过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毛泽东、赫鲁晓夫、肯尼迪、尼克松、葛兰西[4]、屠拉梯[5]、马拉泰斯塔[6]和英国的伊丽莎白，而且不是一面之交。他常说：“记得毛泽东对我说过……记得戴高乐对我说过……”他是主张共和政体的，但有一次却不得不登上玛格丽特公主殿下的金色四轮马车。提起这事他就说：“算了吧，别对我提这件事。”在一次正式宴会上，他被安排在希腊大使旁边，他气愤地换了个座位，说：“难以容忍，令人痛心，我感到恶心！”听他讲话是一种乐趣，如同得到奖赏；但听后要把它写下来则是一种折磨，如同遭到惩罚。

因此，当整理这次采访记录时，我遇到了良心的问题：是按我的方式还是按他的方式整理？是把他在修改前告诉我的全部写下来，还是只按他非常谨慎的要求来报道？我尊敬他，同时又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几天，有时我决定按他的要求去做，有时我又决定不听他那一套。最后我找到了一种折中的方法，也就是说，按我认为正确的方式整理，同时也接受他的某些意见。

这件事成功了。南尼读了报纸后对我说，我既没有歪曲他的思想，也没有背叛他本人。从此，在我们之间开始了使我感到自豪的友谊。这对我是莫大的宽慰，正如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在奥斯维辛牺牲时的心情一样，因为她的父亲没有遭到背叛。有许多人背叛了他，而且这样的人很多，包括那些要选他当共和国总统的人，实际上是想借此使他光荣地退休。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好的总统，他坐在奎里纳莱宫[7]中会给我们做许多好事。但首先是他的朋友，其次是他的敌人，都没有允许他这样做，没有允许我们这样做。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阿瑟·施莱辛格在接见《欧洲人》周刊记者时谈起意大利人，他说：“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们自己，那么谁能理解你们呢？”参议员南尼，我是来请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意大利今天发生的事件的。我知道，您是有名的悲观主义者。但是……

彼得罗·南尼（以下简称“南”）：不对，我只有在估计当前的情况时才是个悲观主义者。例如您问我今天晚上将发生什么事情，我将回答您说大概会发生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如果您问我在将来的若干年里将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相信人们的进取精神；因为我把人看做是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我确信人总是决定的因素，只有改变人才能改变社会。我在65年的政治斗争中，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努力自我改进，也帮助战友们自我改进，这一直是我的工作。只要理解了人，这不是不可能的。施莱辛格对意大利的评价是随便说的。实际上，意大利人不比别的人更难以理解，也不比别的人坏，只是不善于合理安排自己的集体生活，不认真对待某些威胁。瓦莱里奥·博尔盖塞[8]的未遂政变就是一个例子。很明显，危险并不在于瓦莱里奥·博尔盖塞本身，而在于民主国家的解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助长了民主国家的解体，以致在遇到类似瓦莱里奥·博尔盖塞这样的事件时就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