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南尼（第3/11页）

法：您承认要认真对待一个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甚至对待以他为首的独裁制度是困难的吗？

南：您的话使我想起了1920—1922年的危机。那时，许多人对我说：“你把那个墨索里尼看得太认真了！一定是因为你和他一起坐过牢。像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掌握政权呢？难道意大利缺乏实行专制的人吗？”“缺乏人”是什么意思？并不是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物才能成为某种形势的象征！只要有一个被吹捧的人、被认为无害的狂人、利欲熏心的人就够了。此外，1920、1921和1922年的墨索里尼是什么人呢？他在1919年的选举中仅仅获得了4000张选票。这4000张选票是在米兰这个自从他于1913年担任《前进报》社长时起就实际上处于他的统治之下的城市获得的。他那时准备逃往瑞士。他当时认为他更大的可能是到瑞士去，而不是去罗马组阁。但是他却去了罗马，这是我当时所担心的。因为我知道，生活在病态社会里的冒险家，甚至“统帅”，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所以，有人微笑着说：“今天的墨索里尼在哪里，今天的希特勒在哪里？”这是无知。要哄抬出一个墨索里尼或者一个希特勒来并非难事，只要有上百家报纸天天叫喊“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只要有教皇宣称“他是上帝安排的人”，哪怕是有一个丘吉尔说“他是第一个体现意大利意志的人”，就足够了。墨索里尼就是这样上台的，难道现在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哄抬出一个已经成为亲王和上校，曾经击沉盟国军舰的前第十鱼雷艇队司令博尔盖塞吗？当然，他的未遂政变显得有些滑稽，仅仅通过占领齐吉宫[9]和广播电视台就想占领意大利是不可能的，除非得到政权内部的同谋者，例如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今天，这样的政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并得到国家首脑机关中的同谋者的配合才能实现。我们不要忘记，墨索里尼正是在接到国王邀请他去奎里纳莱宫的电报以后才动身去上火车的。今天在奎里纳莱宫里没有国王，有萨拉盖特。所以需要分析的不是这一点，而是……

法：参议员南尼，等一等。您正在提出一种可怕的理论。您认为1971年的意大利和1922年的意大利有相似之处，是这样吗？

南：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很明显，1971年的意大利不是1922年的意大利。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而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太清楚了。我们不准备再次忍受法西斯主义。但是，1971年的意大利和1922年的意大利也有其相似之处，那就是我在参议院指出过的：我们在1922年的失败，并不是出于法西斯的进攻，而是由于政治领导阶层内部的软弱，由于政治家们相互嫉妒、猜疑、观望并发展成分歧。当时谁也不相信存在着威胁，大家都在观望。乔利蒂[10]在法国维希观望和等待，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克伦威尔的可怕的名言：“事情只有在恶化以后才有好转的希望。”今天的政治家中有多少人持有这种观点？难道不可能有一天早晨，当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吗？我们不要忘记，1967年的那个晚上，雅典人带着人民群众在游行中欢呼老帕潘德里欧[11]的美好回忆睡去，而第二天，当他们醒来时，上校们已经掌握了政权。[12]

法：但是，参议员南尼，意大利不是希腊，在意大利左派力量很强。

南：我们在1920年也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必须使国家、政府和议会发挥作用，从而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不能总是拖延，拖延，拖延。我们近年来对这种做法的让步太多了。我多年来一直提醒人们要对相互嫉妒和猜疑、办事拖拉和行为卑鄙提高警惕，并反复说明，对法西斯上台的危险，夸大一点总比警惕不足要好。人们不听我的话。在1964年夏天，就几乎没有人听，共产党人甚至认为我的揭发是“捕风捉影”，是“掩盖中左政府失职的遁词”。但我揭发的都是事实，想想我们后来了解到的关于“武装力量情报局”和一些军事司令部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总而言之，要问为什么佛朗哥·西乔之流能够在雷焦卡拉布里亚起到马萨涅洛的作用？为什么在拉奎拉没有政党出现？当然那是市一级的暴动。但是，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左派政党的党部和市政府，不是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党部。所以我说要对其进行分析的不是瓦莱里奥·博尔盖塞本人，而是为什么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相信通过袭击齐吉宫和广播电视台可以把政变搞成功，并得到国家的感激。

法：有答案吗？

南：当然有！这次也与1922年一样，法西斯分子指望得到右派——传统的右派，一贯的右派，在选举中得票甚少但拥有经济实力的右派，在国家行政机构和军队里有基础的右派，企图吸收天民党中温和派分子的右派，企图重新建立已经日落西山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右派——的帮助。右派则利用法西斯分子进行挑衅。因为他们需要混乱，也就是制造恐怖。混乱总是对民主的敌人有利，甚至也对共产党有利，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命为法律、秩序的卫道士。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是否对右派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在阉割改革的实质时所不能理解的一点，这就是议会外小团体的青年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点，他们的暴力助长了反动派和意大利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