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第3/6页）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左）。

战争爆发后，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李济受教育部委托，调查故宫文物迁运情况。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自南京转长沙，再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一路上，最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的物品。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梁思永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地押运到目的地。到达昆明后，青年研究人员劳榦、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但旅途劳顿并未换来长久的清静。1940年10月底，为摆脱敌机轰炸，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梁思永一家，租赁李庄镇羊街八号罗南陔家暂居。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江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那情景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制度。2003年，我从当年的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老人处，了解了当年的情景：

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济的一家，他父亲是词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正适合梁思永养病。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羊街8号院内。

我父亲留了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了梁思永。书房里两边是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可作办公，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用。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千册的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橱。梁思永一家很满意这个环境。

梁思永曾到重庆去治过一段时间的肋膜炎。那是抗战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时间，梁思成每隔几天要来弟弟家一趟，看缺不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

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4

那段岁月，我曾采访过梁思永先生的独生女梁柏有。那时她仅七八岁：

当时我们住在李庄的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家住后院。后来我们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记得家里一屋子的头盖骨，很害怕。父亲成天在人头骨和各种陶罐之间敲敲打打，修修补补。

我母亲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贵阳人，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后就没再工作，主要是照顾我和父亲。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读板栗坳的子弟校。生活怎么苦我没感觉到，应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跟董作宾伯伯的儿子董敏、董兴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从诫从台湾带回一张照片，是当年板栗坳我们一群孩子的照片。有一张父亲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长，样子很憔悴。记得病床上，他让我站在他床头背《史记》，背不出来，就让我自己去拿尺子来打手心。5

史语所的档案里，留下了贫病交集的梁思永高尚清正的背影：

弟不拟申请子女学校费用，谨将申请表等奉还。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