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The Memory of the Offense 罪之记忆（第4/5页）

出于自我保护，现实的扭曲不仅存在于记忆中，也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每时每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有一个兄弟般的挚友，叫做阿尔贝托·D.（Alberto D.）。他是一个结实勇敢、聪颖过人的小伙子，因此对许多编织幻想的人不以为然。这些人编造各种各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再相互传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谣言：“两周内战争就要结束了”、“不会再进行筛选了”、“英国人已经在希腊登陆了”、“波兰游击队就要解放这个集中营了”，等等。但在现实面前，所有的谣言都不堪一击。阿尔贝托和他45岁的父亲一起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4年10月那次大规模筛选前夕，我和阿尔贝托曾一起带着恐惧、无奈、愤怒、听天由命和抗拒的心理来讨论这件事，但没有在虚假的现实中寻求庇护。在大筛选中，阿尔贝托的“老”父亲被选中送进毒气室。短短几个小时内，阿尔贝托改变了。他开始听信那些对他来说似乎值得相信的传言——俄国人逼近了，德国人不敢像以前那样屠杀犹太人，所以这次筛选和以往不同，并不是把选中的人送进毒气室，而是选择那些虚弱但还有利用价值的囚犯，事实上，正像他的父亲，非常疲倦但没有患病。他甚至知道这些选中的人要被送到哪里——贾瓦诺（Jaworzno），离集中营不远，一个只适合康复期犯人的轻体力劳动的特殊集中营。

当然，人们再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而阿尔贝托也在1945年1月集中营转移时的行军中失踪了。奇怪的是，尽管并不了解阿尔贝托的行踪，但他的亲属们（他们仍躲藏在意大利，躲过了德国人的追捕）却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方式——拒绝难以接受的现实，而为自己编造出另一个事实。我被遣返回国后，立刻感到自己有义务赶到阿尔贝托的家乡，向他的家人讲述我所了解的一切。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只要我开始讲述阿尔贝托的故事，他的妈妈就会立刻恳求我停下来：她已经知道一切了，至少所有关于阿尔贝托的事；我唠叨那些常常听到的可怕故事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知道她的儿子，孤身一人，从大队中偷偷溜走，躲开了党卫军的射击，藏进森林，现在正安全地在俄国人那边。尽管他还没有任何消息，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信儿的，她肯定。那么现在，她请我换个话题，说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年后，我有机会路过那个镇子。我再次拜访了阿尔贝托的家人。“事实”有了一点调整：阿尔贝托在苏联人的医院里；他很好，只是失去了记忆；他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但他正在康复，而且很快就会回来了。她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到这些消息。

阿尔贝托没有回来。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勇气将我那痛苦的事实与他们自我安慰的“真相”对立起来——阿尔贝特的家人们互相帮助着为自己构建出的“真相”。

接下来是一则道歉。本书是记忆的结集，而且，年代久远的记忆。因此，本书信息来源难免有可疑之处，必须声明以预防疏漏错误。故声明：本书笔墨重于思辨，而非记忆；流连于事实状态（如当今之反思），而非编年史般的追溯记叙。此外，本书资料，或来自围绕大屠杀遇难者（或幸存者）主题而形成的重要文献，或来自大屠杀罪犯的合作，无论自愿或非自愿的，所以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本书文献具有充分的一致性，稍有矛盾冲突之处，可忽略不计。至于我个人的记忆，还有一些尚未出版的轶事，有些我已经提到过，有些将在后面提到。所有事例都经过我的认真核对：尽管时间的流逝让这些记忆有些模糊，但它们都与历史背景非常吻合，而且看起来，我所说的记忆迁移并没有影响到我自己。

[1] 阿尔伯特·施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 1905. 3. 19—1981.9.1）：原为德国著名建筑师，1942年任纳粹军备部长，大力发挥德国军备生产的巨大潜力，为德国战争机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战后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2]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Otto Eichmann, 1906.3.19—1962.5.31）：党卫军军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判处死刑。
[3] 鲁道夫·霍斯（Rudolf Franz Ferdinand Höss, 1900.10.25—1947.4.16）：1922年加入纳粹，1934年加入党卫军。1940年至1943年期间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1947年在华沙被绞死。
[4] 威尔汉·博格（Wilhelm Friedrich Boger, 1906.12.19—1977.4.3）：德国警察委员，集中营督察，因惊人的罪行而被称为“奥斯维辛之虎”，1965年被判处终生监禁，1977年死于德国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