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2/7页）

要是有人犹豫（每个人都会犹豫，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而且被吓坏了），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显然它们表达了相同的语言——使用语言去表达思想，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而充分的机制，已经归于废弃。这是一个信号：在党卫军眼中，我们已经不再是人。对我们，就像对耕牛或骡马，一声斥骂和一记重拳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让一匹马去跑去停，转身，拉车或停止拉车，不需要与它沟通，或给它详细地解释，十几个形式各异但意义明确的信号就足够了，无论是听觉、触觉还是视觉的——拉缰绳、戳马刺、大声喊、打手势、甩鞭子、吹口哨、拍后背都一样可行。和它说话，就像自言自语，是傻里傻气的行为，或荒唐地伤感——无论如何，那匹马又能听懂什么呢？马萨莱克（Marsalek）在他的书《毛特豪森》（Mauthausen）中告诉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甚至拥有比奥斯维辛更多的语种，而囚犯们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把橡皮警棍称为“der Dolmetcher”，即“翻译”——因为每个人都能听懂它的语言。

事实上，一个没教养的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尤其是党卫军，极其没有教养，他们要么没受过“教养”，要么被错误地“教养”）分不清哪些人听不懂他的语言，而哪些人听不懂简单的叱令。这些年轻纳粹的头脑里早被灌输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德国文化。而对于所有其他的文化，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只有它们中包含一些德国文化元素，才被视为可以接受。因此，那些不会说或听不懂德语的人一定是野蛮人；要是他坚持用自己的语言（事实上，那可算不上语言），那就必须把他打到闭嘴，滚回他的窝里，推、拉、扛，因为他不是“Mensch”（德语：人），不是人类。我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工地上，一个新“卡波”带领着一个主要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劳动小队。他意识到一名最可怕的党卫军监工正从背后向他走来，突然转过身，立正，用德语报告规定的“Meldung”（德语：讯息）：“第83突击队，42人。”但在慌乱之中，他说的是“Zweiundvierzig Mann”（42人）。那个党卫军用父亲般严厉的口吻纠正他：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说“Zweiundvierzig Häftlinge”（42名囚犯）。他是一个年轻的“卡波”，所以可以原谅，但他必须学会规矩、社交习惯、等级距离。

这种“不要对他说话”有着快速而毁灭性的效果。那些人要么不对你说话，要么高声叫嚷着你听不懂的话语。而你不敢同他们讲话。如果你的运气够好，你会找到一个与你语言相通的同伴，你们可以交换看法，寻求咨询，发泄怒气，信赖对方；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你的舌头会在几天内干涸，而你的思想也会随之枯萎。

此外，在更紧迫的层面上，你听不懂命令和禁令，看不懂标志和告示。尽管有些是荒唐或无用的，但也有些传递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总之，你发现自己茫然无措，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你才明白沟通产生信息，而没有信息，你就无法生存。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到15天内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与更富有经验的狱友进行交流，他们就可以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不犯下致命错误的前提下，首先学会如何获得衣服、鞋子、额外的食物，如何避免更残酷的劳动，如何避免与党卫军的、通常是致命的遭遇，如何处理无法避免的疾病。我不是说，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死亡，但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有更大的机会回到他们失去的土地。

对于我们所有的幸存者（当然并未掌握多国语言），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像一部虚焦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音中，然而，在这噪音之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言语，这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在我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里，我注意到在这种茫然无措和对沟通的需要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效果。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我们仍然记得，在单纯的听觉范畴中，那些各种听不懂（后来也没学习过）的语言说出的词句。以我为例，是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用波兰语说出，不是我的身份号码，而是营房花名册上我前面囚犯的号码：一串声音和谐地结束，就像孩子口齿不清地背诵计算口诀，像什么“stergishi steri”（现在我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44”）。事实上，在那个棚屋里，分汤员和大部分囚犯都是波兰人，因此“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叫到你的时候，你必须在那准备好，拿好你的碗，以免错过你的那份汤，或者被弄个措手不及。听到分汤员叫到你前面那个囚犯的号码时就立刻跳起来是个好办法。事实上，“stergishi steri”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对于巴甫洛夫（Pavlov）的狗的条件反射——立刻刺激唾液的分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