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3/7页）

这些外语组成的声音仿佛录制在空白磁带上一样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饥饿的胃迅速吸收哪怕难以消化的食物。它们的含义无助于我们记住它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然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向能听懂它们的人背诵这些声音时，它们的确有了意义，脆弱而平常：它们是咒骂、诅咒，或日常的只言片语，往往是重复的句子，如“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它们是从难以分辨的语言中撕裂的碎片，徒劳而潜意识地在毫无意义的声音中挖掘意义或含意的成果。我们的精神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当身体需要营养时，会驱使我们到厨房寻找土豆皮——聊胜于无。我们缺乏营养的大脑遭受着独特的饥饿。或者说，这种徒劳而自相矛盾的记忆可能有着另一种意义和目的：它是潜意识中对“以后”的准备，为了几乎不可能的幸存。到那时，集中营经历的任何碎片都会成为巨大马赛克镶嵌图案中的一个纪念品。

在《再度觉醒》一书的开篇，我描述了必要而失败的沟通的一个极端案例：三岁的赫比纳克（Hurbinek），也许秘密生于集中营，没有人教他说话，但有着说话的强烈愿望，用他整个可怜的身体去表达思想。从这点来看，集中营甚至是一个残酷的实验室，在集中营里，人们能够目睹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行为和事件。

在二战爆发的前几年，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学习过一些德语词汇，只是单纯地为了理解化学和物理课本，而不是为了主动表达我的想法，或听懂别人的语言。那是法西斯制定种族法案的年头，而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者到德国旅行，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投入集中营后，尽管我一开始也很困惑（事实上，也许正由于这困惑），却很快发现我极度贫乏的“Wortschatz”成了性命攸关的重要因素。“Wortschatz”意为“词藻的遗产”，但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词汇的财富”，从来没有一个词比这更恰当了。会说德语意味着活下去：我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这一点。我的意大利同胞们并不懂德语，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德里雅斯特（Trieste）的几个人之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一个接一个被无法理解的风暴所吞没——他们听不懂命令的意思，他们被拳打脚踢却不明所以。集中营的基本道德规定了，一次殴打必须以某种方式提出合理的理由，从而有助于建立犯罪－惩罚－悔改的抛物曲线。所以，“卡波”和他的帮凶们在打人时常常咕哝着，“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接着是总结式的“罪行的沟通”。但对于新来的“聋哑人”，这个仪式失去了作用。他们本能地寻求角落的庇护，从而保护他们的背部；而挑衅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用困惑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就像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而实际上他们的境遇的确如此。

对于许多意大利囚犯来说，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狱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而与德语相比，他们更熟悉法语和西班牙语。在奥斯维辛没有西班牙人，但有很多法国人（更准确地说，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流放者），在1944年大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一些人来自阿尔萨斯、德国或波兰，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法国避难的犹太人。法国被德军占领后，他们又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说德语或犹太德语（意第绪语）。其他法国人，大城市的法国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比我们提早了一两年，也遭受了同我们类似命运的筛选——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早已退出了舞台。而活下来的人，几乎全是“métèque”（法语：外邦人）。他们过去被法国人不情愿地接纳，现在则进行了令人悲哀的报复。他们自然成了我们的翻译，他们为我们翻译那些日常的基本命令和警告：“起立”、“集合”、“排队领面包”、“谁的鞋破了？”、“三人一排”、“五人一排”等等。

当然，这并不足以让我在集中营活下去。我恳求其中的一个人，一个阿尔萨斯人，对我进行一对一的强化补课。这些简短的课程常常发生在宵禁之时，我们放弃睡眠，喃喃低语。我用面包来支付学费，因为那时并没有其他可用的钞票。他接受了，而我相信面包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用处。他向我解释党卫军和“卡波”的咆哮，用哥特式字母写在营房衍架上的那些愚蠢或讽刺的格言，我们胸前身份号码上方所佩带的颜色标志的含义。于是，我意识到，集中营里的德语——词汇贫乏、高声嗥叫、充满污言秽语和恶毒咒骂——与我化学课本上那准确、朴实的语言，与克莱拉（Clara），我的一位同学，向我背诵的海涅（Heine）诗歌中那精致、流畅的语言，只存在着含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