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12页）

为了使自己不完全依赖于淮军，为了将军队的控制权收归中央，叛乱平息以后，清廷做了微弱的尝试，即建立了练军，这是一支特地用外国方法训练的军队，其士兵选自绿营。清廷指望它能同化各式各样的地方军队如淮军，与八旗和绿营一起，组成国家经制军队。然而，练军各部被派驻各省，置于各省提督控制之下。由于练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加之李鸿章能够做到让他的人担任提督一职，因而，他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练军。此外，驻扎北京的练军及驻北方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军火取给于李鸿章的天津机器局，而且，练军的规章及组织形式乃是仿效曾国藩湘军而来，因而，个人效忠这一因素也就成为这一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李鸿章就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搅乱中央政府的计划，使其永远依赖效忠于他个人的淮军。李鸿章的军队巩固了他的地位，而他对皇帝的忠诚则保证了他的军队会服务于中国。[25]

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中国政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并保住其职位，光拥有军队是很不够的，尽管它很重要，位高权重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1862—1872年间，李鸿章一步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封疆大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曾国藩及其在地方和中央位居高官的朋友们。在这十年中的七年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辖区包括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其余三年，是李鸿章和马新贻（李鸿章在福济手下供职时他任合肥知县）先后出任此职。因而，在这严酷艰难的十年间，担任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这一十分重要的职务的不是曾、李，便是其密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安排的。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时，他想方设法要让李鸿章坐镇南京以保证其军需供应。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1866年底他和李鸿章对换了位置。1868年曾国藩移督直隶时，李鸿章已是湖广总督，因而马新贻被任为两江总督。这样，从1868年到1870年，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地方职位就掌握在了李鸿章及其师友手中。天津教案和马新贻被刺[26]引起的人事混乱使得李鸿章向朝廷施加压力，让曾国藩回南京两江总督任，而不是让他退休进京当大学士[27]；尽管李鸿章现任直督，但是他在长江一带仍还有利益，因而希望有一个他可以依赖的人出督两江。

同是在这十年中，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曾代他署湖广总督（1867, 1869—1870），当时他正忙于镇压捻军及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叛乱。瀚章还曾先后任湖南巡抚（1865—1867）和浙江巡抚（1867—1869）。鸿章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后，瀚章实授为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1882年。[28]

1865年李鸿章卸江苏巡抚任后，继其任者按顺序有：刘郇膏（1865—1866），李鸿章丁未同年及前幕友；[29]郭柏荫（1866—1867），曾国藩前幕友、李鸿章任上的江苏按察使；[30]丁日昌（1867—1870），李鸿章前幕友；张之万（1870—1871），李鸿章丁未同年；何璟（1871—1872），李鸿章丁未同年。[31]安徽巡抚乔松年（1863—1865年在任）曾在李鸿章任上当过苏州盐运使，这一职位是李鸿章为他搞到的。[32]1865—1874年间任安徽巡抚的英翰，在1854年李鸿章做当时安徽巡抚的幕友时是个安徽候补知县，1859年署合肥知县。[33]左宗棠、曾国荃和马新贻均曾当过浙江巡抚，李鸿章的丁未同事沈葆桢和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过职的刘坤一这一时期垄断了江西巡抚一职。[34]李鸿章或曾国藩的其他朋友和同年出任巡抚者还有：钱鼎铭（河南：1871—1875），沈桂芬（山西：1863—1865），李宗羲（山西：1869—1870），鲍源深（山西：1871—1876），郭嵩焘（广东：1863—1866），和乔松年（陕西：1866—1868）。[35]

除上述提到的两江和湖广两个总督职位的任职情况外，出任总督职位的还有刘长佑（湖南人，前湘军将领），1862—1867年间任直隶总督，此前还于1865—1866年间任闽浙总督；张树声（淮军将领），1871—1872年间任漕运总督；乔松年，1871—1875年间任河东河道总督；马新贻，1867—1868年间任闽浙总督。[36]

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人兼同伴。曾国藩从他开始在北京任职时起就在那里广交朋友，以之为他及他的门徒们的奥援。李鸿章虽然从1862年开始也已在京师交结朋友，特别是巴结上了恭亲王，但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曾国藩及其权势；然而，曾国藩去世两年后，李鸿章开始有了一种交往，这一交往将延续其终生并保证他在反对派的激烈攻击面前保住其职位——这就是他和慈禧太后的交谊。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交谊始于何时，它似乎是孕育于1874年和1875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1874年，两宫皇太后谒清陵时，正宫皇太后慈安召李鸿章护送谒陵，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