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5/10页）

乱糟糟的“大跃进”

熊：您1959年挨批评，是不是因为您对之前的一些运动，譬如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农具革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超声波化运动”、“管道化运动”等有具体的批评？实施“八字方针”期间，力学所有没有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

李：1958年“大跃进”，当然是乱糟糟的了。我觉得，对力学所危害最大的是乱上了很多项目。当时要发展探空火箭，要搞火箭发动机，这些东西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条件，因为新中国成立才不到十年，家底还很薄，对不对？后来我去怀柔基地，发现有大量管子、容器东西丢在路旁无人问津，这都是“大跃进”时候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而在杭州制氧厂等地订购的东西。俞鸿儒告诉我：“老李，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际造价不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并非标准设备，工厂要加工它们，得专门设计刀具、卡具等。你看这些筒子，加起来要花几十万元。”把路边丢下来的那些东西加到起来，可能要花几百万元，比当时力学所一年的经费还多出很多。所以，“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还有，“大跃进”期间乱吹牛皮，破坏了学风。相比而言，郭永怀先生在考虑问题时还是科学、严谨的。比如说，“大跃进”时，力学所决定做一个超音速风洞，大概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到1959年初就宣布做成了。然后，一些人到科学院去申请奖励；好多空军部队、飞机工厂都表示希望把飞机模型拿到我们这个风洞来吹一吹。不料郭先生却下了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对风洞的质量把关，不许接外面的任务。结果一经仔细检查，即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我记得一直到1963年我们才接受一个炮兵部队的任务，才真正开始使用。而这距离所谓建成已经有四五年了。

熊：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讲，张劲夫曾在“双周座谈会”上就土超声波的效能征求过科学家的意见，于敏、钱学森都发了言。

李：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1960年5月，我曾去国家科委听过“超声波运动”的报告，回来后我就传达，传达完了之后，俞鸿儒先生就问我：“你觉得这可能吗？”我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实际我心里面也打鼓，也觉得不可能，因为它违反能量守恒定理——超声波那么小的能量注进去，怎么能使钢水的温度一下提高那么多呢？当时我以为“超声波运动”一阵风吹过来就算了，结果还闹了那么久。

熊：钱学森很热衷于土超声波。这个运动在力学所的持续时间是不是比科学院其他机构要久一点？

李：大概也就差不多吧。

熊：钱学森当时组织了一个由几个所的研究人员构成的联合攻关队伍，为土超声波神奇功能找理论依据。

李：我印象很深的是，钱学森带我到各个实验室去视察。在一个实验室内，一位姓徐的女士说，经超声波处理了之后，金属板的断裂强度好像增加了。我觉得很奇怪。钱学森也很感兴趣，然后每隔几天他就去看一次，结果却无法重复。后来钱先生就很生气。他记错了，说是我向他汇报的。我当时就顶了钱学森，我说：“我从来不会谎报军情。”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跟钱先生的关系比较紧张，每次我都是把文件放到他桌上转身就走，大概后来钱先生也觉得是自己委屈了我，就好言好语跟我讲：“哎呀，我可能是记错了。”

熊：当初他是真相信土超声波能带来那些神奇效果？

李：真相信。我觉得他好奇得有点过了头。

熊：他组织的联合攻关队伍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您对此可有印象？

李：没印象。好像力学所并没有闹腾得太厉害。当然，我们也做了那种听得见的“超声波”，但我不记得当初用它“超”过什么东西了。

熊：极少有资深的科学家真正认可土超声波。钱学森后来对自己的轻信行为有没有反思？

李：很少。他一直喜欢发表意见。我觉得，对于特异功能之类东西，他不应该去发表意见，因为他是搞力学的，特异功能根本就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

林鸿荪、林同骥等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

熊：请您谈一谈力学所其他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情况。

李：“文革”前，有十五六位知识分子从国外来到力学所，除钱学森、郭永怀两位所长外，流体组有林同骥、潘良儒和卞英贵，固体力学组有李敏华、程世祜和黄茂光，动力室有吴仲华、吴文、吴承康和一个姓葛的。还有搞化学流体力学的林鸿荪，搞运筹学的许国志。60年代又来了几位，其中一个是谈镐生，我和他打交道比较少，因为他在“文革”前夕才回来，而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反革命”。还有一个叫张强新，他比较年轻，是从英国回来的。大概就这样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