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5/7页）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他说：“陆平同志说得好：‘管它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边缘科学，反正它是一门科学。’这个说法很开明。反正它是一门科学，就要加以研究。还要动员一些人来对这门科学下点苦工夫”。关于心理学的阶级性，他说：“人的心理有共同的规律，比如感觉、知觉、联想、记忆……这些心理过程在阶级消灭之后还会有”；“阶级性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点，说只有阶级性是错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他说：“联系实际的工作要搞，理论研究也要搞”；“动物心理也要搞，把人当作动物和把人当作与动物毫不相干，都是错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说：“假如排除实验，心理学又如何研究呢？”他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若说农民闻大粪和地主闻大粪感觉不同，也是说不过去的，地主闻大粪是臭的，农民闻着也不是香的，否则就不用搞化学肥了，农民的房子里也不用贴些画、插些花了，光弄些大粪来就行了。冷热的感觉问题也是如此。太阳晒在资本家的身上是热的，晒在工人、农民身上也是热的。”……

据于光远和李佩珊透露，当时在中宣部内部，胡乔木下的断语更重。他毫不客气地评价说：在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运动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道理。

胡乔木还要求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当采取攻势”。他还强调，“学术讨论要说服人。现在应当把复杂的问题摆出来，大家研究。把所有问题一一列出来，一一答复，多写几篇文章，进行宣传”。

受胡乔木这两次讲话的鼓舞，3月31日，心理所特地邀请了北京有关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80余人座谈，对1958年心理学批判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11—16日，心理所、北大、北师大等北京地区的6个心理学教研单位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继续探讨了相关问题。外地未经邀请的其他14个相关单位闻风而来，前后共有400多人到会。而《光明日报》也开始登载潘菽、朱智贤等人的声辩。比讲道理，秀才当然不会输给兵。心理学家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翻了身，而垂死的中国心理学也因此而重新得以焕发生机。

因此，后来心理所总结道：“这两次胡乔木同志的谈话，给心理学工作者很大启发，为扭转这次心理学批判中的错误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对于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虽然1959年胡乔木在小范围里讲了话，1961年时各单位的领导还根据中央的统一规定对“白旗”们进行了甄别和道歉，但运动本身的对错、是非，并没有任何主管部门或领导出面公开表态。因而，对心理学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思想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地澄清。结果，这方面的流毒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了更大的爆发。

在1965年10月、l1月之间的两星期内，姚文元发表了两篇文章，左右开弓，一手打心理学，一手打《海瑞罢官》。他化名葛铭人（“革命人”的谐音）写的《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一文，以批判浙江心理学家陈立关于《色、形爱好差异》的实验报告为突破口，从方法论到任务，全面否定已有的心理学研究，给它们贴上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反科学”、“伪科学”等标签。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就不可收拾。心理所很快由“革命造反派”掌权，最后做出结论，心理学是伪科学，心理所要撤销。该所三位副所长曹日昌、丁瓒和尚山羽全都在病中被迫害致死。曹日昌受错误审查和批斗，疾病得不到及时诊治，于1969年3月因肝癌病逝。他的夫人吴秀明（荷兰人，原名色尔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英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心理所造反派非法关押在该所，因不堪折磨，含冤自杀。他们的子女则被下放到河北、内蒙古农村，“文革”以后被母亲那边的亲戚接到荷兰去了。“文革”的灾难使他们家破人亡，他们带着无法医治的心灵创伤离开了中国。

心理所其他的研究人员则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北京实验生物中心、北京植物园等被撤销单位的人员一起，被下放到位于湖北潜江的中国科学院五七学校，和我们这些所谓旧院部的人员——所谓张劲夫“旧机关”的“旧人员”——成了“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