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学习明治维新？（第4/7页）

原来，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的需要首先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于大清来说，这样的制度，是从“人治”走向根本性的“法治”，就是朝野几乎人人都在翘首盼望的立宪。在这块土地上受过很多苦难的人们，他们应该生活在“诸神”的黄昏后，再也不需要一个代表上天的“神”，再也不需要一个接一个的“神”。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那已经反复证明了行不通，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时时保障基本的果实，却能激发更大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按照“人”的规律和规矩来办事——哪怕他是皇帝，想办一件什么事，哪怕是万分紧急的“军国大事”，哪怕本身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不能随便拉上几个人成立一个机构，就“只凭领导一发动，下面就干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朝廷意志、国家意志加于老百姓们的头上，再也不能有什么人能借着“制度创新”实现对专制擅权的偷梁换柱。军机处，它因为是皇帝简单粗暴凌驾于国家正常行政系统上的左膀右臂，所以在立宪改革中就要打掉这样的左膀右臂——对皇权做出制衡！

看来，不是老袁看军机处不顺眼，实在是在一个需要立宪的政治体制面前，军机处是不合时宜的，老袁已经在方案中提出了“将军机处和内阁并入责任内阁”。当然，所谓“并入”其实就是撤销，讲究现实的老袁只不过是说得缓和一点，怕引起别人激烈的反应。很显然，这个新成立的“责任内阁”应该并不同于原来的内阁和军机处，它也是一套系统，一套几千年以来的王朝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系统。

袁世凯设立责任内阁的设想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牌”责任内阁的秘密，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按专业分工，朝廷设11部，由这11个部的正部长（尚书）兼任内阁大臣，在这11个人的基础上，再设专职的内阁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这14人组成了责任内阁，它将取代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

相信大家要问了，这11位内阁大臣不也是兼职吗？其实我们只要仔细一想就能发现差别：他们虽然也是“兼职”，但他们本身是固定下来的人选，以后皇上再也不能随机指定军机大臣了，方案里的“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指的就是这个情况。

而责任内阁最重要的自然就是“责任”二字，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分职专任。在这次官制改革之前，朝廷出于满汉有别的祖制，各部的尚书就有2人，分别是满尚书、汉尚书各一人，一个部的正部长就有两个人来当，等于在一部中就有满汉两套班子，大家表面和气，私下算计，而某位部长很可能又兼任其他繁杂的职务，比如兄弟你这个吏部的满尚书很可能还兼任领侍卫内大臣，那么到底是吏部的本职工作重要，还是保卫皇上更重要？是“国差”重要还是“皇差”更重要？相信兄弟你也能分清楚，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部长不干活（推给另一个部长），某些部长又累成狗（兼职太多）。

责任内阁规定，除有极特殊情况，各部尚书不再兼任其他职务和职位，同时由于军机处已经撤销了，也不必要再成为军机处的“临时工”，各部尚书都“专治部务”，而且各部只设尚书一人，不分满汉，可以是满人，也可以是汉人，让专门的人去管专门的部，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让责任内阁确实能够对国家大政负责。

而责任内阁对皇上也是有责任的，根据老袁和他幕僚团队的设想，一般政务可以由内阁大臣自行处理，但遇有重大之事，都应该由责任内阁公开讨论，少数服从多数，阁议决定之后再奏请皇帝颁布谕旨。如果没有十分特别的情况，皇帝一般不能驳回，反过来，皇帝想做的事，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吩咐军机处下发道谕旨就行了，皇帝发布谕旨，必须经责任内阁签字同意，否则就不发生效力——但是，皇帝对内阁总理大臣和内阁大臣都有任免权，而各内阁大臣遇到紧急情况时，还可“自请入对”，也就是可以绕过内阁总理直接去找皇上（洗脱内阁总理有“架空”皇上的嫌疑，用心良苦），更重要的是，当政务出现重大差错引起朝野上下严重不满时，责任内阁要为此承担责任，皇帝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内阁倒台了，皇帝还是皇帝，不会出现皇帝也被牵连“下台”的情况。

这种情况形象地说，大清的“产权”还是皇室的，而“治权”更多的是责任内阁的，责任内阁治得不好，就要向国家大政和皇室负责而倒台；但皇室也要相信，责任内阁治得再好，也不会图谋霸占“产权”，这就改变了以往“家天下”观念中，拥有天下也要独裁治理天下的概念，有利于朝廷权力中枢从一元制向二元制转变，多少缓和一下之前皇室集权独裁带来的多种弊病和百姓们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