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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们也没把起事的乱民放在眼里。即便是横行河朔、飙卷山东的梁山泊人马，在他们看来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与地方上的士兵弓手周旋一下尚可，根本不是朝廷禁军的对手。

那些逆种愈闹愈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是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下了。于是蔡京等奏道，臣等以为，对各地叛逆主抚者，实乃妇人之心、迂腐之见也。那些乱民贼子从根本上说就是冥顽之徒，不懂礼仪，不习教化，只知道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对其行抚无异于向其示弱，结果是令其更加小觑朝廷威严，更加助长他们的猖獗气焰。且易使刁民以他们为榜样，动辄聚众闹事要挟朝廷。此风蔓延开去，法将不法，国将不国！所以招抚之策实为下下策，有百弊而无一利也。

当今之计，依臣等之见宜采取果断手段，奋天子之神威，挥朝廷之铁拳，对那些害群之马坚决地予以弹压之，剿灭之。应当让所有的心怀不轨者，看到叛逆者的可耻下场，从而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常言道，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治国如驯马，对付桀骜不驯的野性烈马，必须施以铁腕制驭之。唯其如此，方可保社稷安定，海内升平，百姓乐业，而圣驾无忧矣。

主战派与主抚派反复争论了数次，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赵佶听来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终因主战一方的大臣更得赵佶的信任，赵佶在心里便不由自主地倾向了主战派。他垂问道，若欲行剿，当先向何处用兵？蔡京奏道，本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宜首先进剿梁山泊。梁山泊既灭，其他小股贼寇即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溃。

赵佶又问，进剿梁山泊的取胜把握如何？童贯出班奏道，只要朝廷鼎力支持，调集禁军的精锐之师去进行围剿，必将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赵佶见主战派说得底气十足，在心中忖道，这种胜券在握的仗为什么不去打？先灭掉山野蟊贼免去后顾之忧，不是更有利于全力以赴地去联金击辽吗？遂拍案而定，下旨即刻调集各路禁军组成围剿部队。围剿部队的帅印，就交给了主战派的中坚分子童贯。

童贯原本是个宦官，因为心机活络，极善谄媚之道，颇得赵佶欢心。崇宁三年，他被委以监军之职，与大将王厚率二十万大军西征河湟吐蕃。那次战役打得十分艰苦，宋军耗资损兵无数，但最终总算是彻底击败了吐蕃政权，开拓了湟、廓、西宁等州三千余里的疆域，堪称是战果赫赫、战功辉煌了。童贯倚仗自己觐见皇上的便利条件，不仅报喜不报忧，只向赵佶奏报出奇制胜的大捷而绝口不提损兵折将的惨败，而且巧舌如簧地将绝大多数战功都据为己有，大肆吹嘘渲染皆因有了他童某人的运筹帷幄，才有了大宋征师的决胜千里。后来童贯又奉旨征讨西夏，亦是如法炮制，贪功邀赏。

赵佶对军事一窍不通，焉能听得出童贯的奏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只是眼见得大军得胜而归，大宋扩张了版图是确凿无疑的。于是赵佶便认为童贯是一个军事奇才，堪为大用，竟以其阉宦身份正式封其为武康军节度使，加检校司空，知枢密院事，并开府仪同三司。其地位，大约就是相当于现今的国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了。

却说童贯见赵佶将征剿梁山泊的帅印交付于己，知是皇上倚重之意，胸中踌躇满志，就雄心勃勃地意欲再建一番奇功，让满朝文武睁开狗眼好生看看他的能耐。

接旨回府后，童贯即着手筹划出征之事。

说起来这阉竖尚有几分自知之明，尽管在皇上面前他做出了一副满腹韬略、用兵如神的样子，私下却并不真正认为自己是孙武重生、诸葛再世。在西征吐蕃、西夏的战役中他吃的败仗并不少，那些战役之所以最终能够取胜，童贯在内心里承认，最根本的不在于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多么高明出色，而主要是因为在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对比上，宋军占了绝对的优势。不过，他由此总结出了以强凌弱、以众击寡乃是克敌制胜之法宝这个非常简单的经验，也还算是个并非盲目自大之徒。

敢在赵佶驾前夸下海口，他心里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为准备联金击辽，日前他已将陕西及两河的主力部队做了调动，其中一部分精锐禁军现正集结于京师附近待命。目下与金国的协议尚未最后达成，攻辽战事暂缓，正好先使用这批部队去征剿梁山泊。这批部队皆是富有实战经验的正规野战军，加上原本就驻扎在京畿一带的禁军，总兵力估计应在梁山泊义军的十倍以上。那梁山泊反贼再英雄好汉，再三头六臂，能抵得上湟州不毛之地那牛头马面、茹毛饮血的羌族生蕃厉害吗？我童贯能挥兵平定西土异邦三千里，荡平区区八百里内地梁山泊又有何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