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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赵佶对此不置可否，只在那些弹劾奏章上批上朕知矣几个字，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对于主抚派的招安主张，他这次却没有轻率地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认真地进行了考虑。

因为，无论童贯的战果是像他自己吹嘘的那么辉煌，还是像弹劾奏章里揭露的那么惨不忍睹，此次征剿没有将梁山泊贼寇彻底消灭，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赵佶对这一点，是不满和失望的。

自从定下了联金灭辽大策，赵佶一心盼望挥兵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建立千古不朽的伟业，因此就希望能够尽快地平息叛乱，以免除后顾之忧。如能首先荡平梁山泊，对于进一步平息各地多如牛毛的小股叛乱，以及遏制新的叛乱的发生，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如今大军进剿的方法已经试过，结果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再度组织进剿，势必要再度劳民伤财，很不利于大宋养精蓄锐、收复失地的宏伟国策。假如当真能以招安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基于这种想法，赵佶在朝政会议上将招安之策重新提了出来，让大臣进行讨论。

蔡京、童贯一伙依然是坚决反对招安。他们对叛乱分子的仇恨和鄙视是刻骨铭心的，无法淡化消除。童贯虽曾兵败梁山，但也窥出了梁山泊的实力和伎俩，自度若再统兵征伐，绝不会重蹈覆辙。而且对这次战败之辱，他是耿耿于怀，难以吞咽，立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因而在朝堂上，主战派以童贯为首，极言梁山泊贼寇冥顽不化、罪大恶极，而姑息养奸，后患无穷，与主抚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主抚派因为有主战派征战不利的事实在手，这一回据理力争的态度就比较强硬。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争辩了若干次，仍然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无法统一，弄得赵佶左右彷徨、心烦意乱。

最终促使赵佶排除干扰下了招安决心的，倒是朝堂之外的李师师。

那一夜，赵佶因白日里听了几个时辰的朝臣论争，心绪郁闷，就去师师处消遣散心。由于心情不畅，自然便不似往日那般谈笑风生，听曲博弈都有些心不在焉，师师觉出他心里有事，见他不说，就知趣地不去诘问，只是倍加温柔细致地伺候着他。

是赵佶自己憋闷不住，与师师行过事后，便将近来朝中的剿抚之争念叨了一遍。师师方知赵佶是因此事而困扰，就宽慰赵佶道，这有何难，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爱怎么争怎么争去，皇上的决心一下，全都得闭了嘴。

赵佶道，问题是朕听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决断一时颇为难下。以你之见，朕当何去何从之？

师师刚要开言，却又改了口道，国家大事，贱妾岂敢妄议。赵佶看出师师似乎是有些主张，很感兴趣地敦促道，为朕分忧言者无罪。你莫要吞吐顾虑，有何见解，只管与朕道来。

师师乃道，既皇上如此吩咐，贱妾便姑妄言之吧。此事依贱妾看来，是以抚为上策。赵佶问道，何以见得？师师反问道，皇上看那梁山泊有颠覆大宋自立新朝之意吗？赵佶道，彼等鼠雀之辈安有鸿鹄之志，便是朕将大宋江山拱手送他，他还未必敢承接呢。

师师又问，皇上可听说过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句话吗？赵佶道，这句市井俗语人人会说，朕如何不曾听得。师师道，以上两条，便是贱妾以为抚为上策的理由了。

赵佶若有所思地看着李师师道，愿闻其详。

师师柔声一笑道，皇上要考我吗？贱妾若回答得不好，皇上莫笑。遍观天下贼寇，贱妾以为分可抚与不可抚两种。欲与皇上争天下者，为不可抚之贼。他们的目标是皇上手中的玉玺、身下的龙椅。不将这些东西交给他们，抚也无用。对此等贼寇，唯坚决剿灭之，别无他策。而梁山泊之志既不在夺我大宋江山，朝廷便有与之商讨招安条件的余地，因此其属可抚之贼也。其志既不在江山皇位，那么聚众叛乱意欲何为呢？这便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理了。贱妾对梁山泊贼寇起事原因有些耳闻，那些人多半并非生就的贼种，实乃被种种无奈所逼，才铤而走险扯旗上山，是以民间广有所谓逼上梁山之说。其所欲者，无非是公道二字。如若朝廷肯还他们一个公道，料其反意必消，且必会感恩戴德，乞求皇上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反之，若动用强力征剿，彼见退路断绝，则必反志弥坚，抱誓死决心与朝廷拼个鱼死网破。也就是说，会将这可抚之贼，逼迫成为不可抚之贼。如今天下贼寇之声势以梁山泊为首，众贼对朝廷顺耶逆耶，多以梁山泊之动向为动向。招抚梁山泊，可令天下归心，而征剿梁山泊，则可致天下心寒。其间之利弊，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贱妾孤陋寡闻，见薄识浅，以上一孔之见皆或谬论，皇上但发一笑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