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老当益壮的洪承畴（第2/3页）

不难看出，洪承畴这一策略与他主持松锦大战时所的主张的步步为营、且战且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以缓见功效，不能急，必须假以时日。

由此，许多满清大臣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清户部侍郎王弘祚就指责洪承畴此举使得军费日益增加，“征兵转饷，骚动数省，大为民生困弊”，强烈要求他下课。

四川巡抚李国英也弹劾洪承畴这种做法“必致师老财匮”，“坐而自困”。

大臣们普遍认为洪承畴太过保守，异口同声举荐由锐意进取的平西王吴三桂代替洪承畴的职务。

洪承畴很珍惜自己的这个职务，为此，不得不终日忙于上疏为自己辩解。

他没有力量打破军事上的僵局，就把希望寄托在招降上。

他不遗余力地对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军人物进行诱降，但忙碌数年，始终没有半点收获。

这一年（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架不住朝廷悠悠众口的唾骂，老东西终于泄气了，被迫公开承认，自己“一筹莫展，寸土未恢”，以有罪、无能、年老、有疾、眼睛昏花为由，要求罢斥处分。

顺治帝虽然一直对他青睐有加，但看他烂泥扶不上墙，也只好同意将他解任。

十一月中旬，正当洪承畴打点行装，等候北行，清廷也决定不再设五省经略，将原五省经略班子全部撤回的时候，孙可望求降的信件出现在了洪承畴的案桌之上。

洪承畴简直乐疯了！

他的精神大振，再也不年老、有疾、眼睛昏花了，当夜在灯下奋笔疾书，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像打了鸡血似的，称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

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畴亲自领三千满汉兵马从长沙前往湘乡县迎接孙可望。

而孙可望在宝庆清将的护送下也很快到达湘乡，两大新旧汉奸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洪承畴开诚优礼，款待尽情。

孙可望大谈“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他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还与洪承畴“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积极绘制“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大量熟悉地形的向导。

于是，洪承畴留任平滇之决更浓，借孙可望之口给清廷上奏，称自己的招抚政策使“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孙可望降清之举描绘成全是自己的策略作用所致，全据孙可望降清之功。

这年十二月，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封孙可望为义王。

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

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

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这时的孙可望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犬，却得到了清廷如此重视，反观八年前（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自己举云南全省之地主动示好漂泊动荡的永历小朝廷，永历君臣却在封一字王上倍极刁难，他又如何不感慨良多，唏嘘不尽？

其实，孙可望用不着感慨、用不着唏嘘，和南明永历朝相比，清廷其实也大方不到哪儿去。清廷如果真舍得下功夫打赏，那就不会发生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反水的事了，和郑成功的谈判也不会磨磨叽叽几年时间了。

其实，也正是在金、王、李、姜四人的闹腾下，清廷当政者多尔衮才弄清楚了之前自己在管理过程中的两点失误：一、权力抓得太死；二、在对待降官问题上态度过于生硬、方式过于粗暴。因此，他在管理制度上相应做了两大调整：一、改革中枢机构，在清廷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按照满汉对等原则进行设置，所设置的满汉官员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二、大胆放权，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鼓励降兵降将开拓进取。比如说，孔有德原来封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多尔衮分别改封他们为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这么改动的目的是让这三人不遗余力南下征战两广，多尔衮还明确表示：只要征下两广，则两广官员的任免权全由三人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