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暗藏玄机（第2/17页）

“宣告文”暗藏玄机之一，即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之特别法庭“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就是应夔丞。

应夔丞被捕后，不论是在租界会审公廨预审过程中，还是在租界当局将其移交中方以后的审讯过程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杀宋，不承认武士英为其所雇用。虽然从其家中所获函电文件明确证明其配合洪述祖实施了杀宋，并且从其家中搜出了五响手枪一把，其中存有子弹两枚，恰与武士英在沪宁火车站刺宋时放去三枚后尚存两枚相吻合，但缺少应夔丞的亲供，毕竟是一个缺憾。而他向国务院寄出的“宣告文”，恰恰隐含了他杀宋的事实。

暴露这一玄机的，是该“宣告文”中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陪审员薛圣渡”，另一个是“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按常理，应夔丞制造该项油印品既然是为了淆乱观听，那么这两个关键人名就应当是虚构的，一般探究宋案者看到这两个名字，也都会把它看成虚构的名字而毫不措意。然而，应夔丞在写出这两个名字时，却不是凭空捏造。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共进会档案中，有两份十分重要的档案，是应夔丞1912年底为求“论功行赏”而写的自述底稿，其中一份开头对其家世有如下介绍：

籍贯浙江鄞县人……祖父圣渡，妣崔氏；父忠才，母叶氏；兄弟无。[306]

据此可知，“薛圣渡”之“圣渡”，其实是应夔丞祖父名字。至于“薛”，则是应夔丞岳父薛培榕之姓，其女薛瑞真为应夔丞之妻，在应宅所获函电文件中，就有薛瑞真给应夔丞的信。[307]因此，“薛圣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岳父（或妻子）之姓与应夔丞祖父之名组合而成。至于“叶义衡”之“叶”，如应夔丞自述，是其母亲之姓，而“义衡”则是应夔丞早年所用名字，《申报》曾数次提到。如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1892年12月10日）《申报》提到十月十一日（11月29日）“指发安徽县丞应义衡到”。[308]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893年7月3日）《申报》提到五月十一日（6月24日）“县丞应义衡辞赴上海公干”。[309]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5年1月17日）《申报》又提到应文森、山雨香租地纠葛一案，应文森之子应义衡“投控山雨香欠宕押款”。[310]在应夔丞1912年底所写另一份自述底稿中，也有“夔丞原名义衡，字桂馨”之语。[311]因此，“叶义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母亲之姓与应夔丞早年所用名组合而成。

应夔丞的祖父“应圣渡”名不见经传，应夔丞用“义衡”之名则远在宋案前近二十年，其母亲叶氏和其妻薛氏也鲜为人知，应家的这些内幕除了应夔丞及其家人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该“宣告文”的确出自应夔丞之手。而根据该“宣告文”，正是“薛圣渡”和“叶义衡”对宋教仁判处并执行了死刑，因此，该“宣告文”毫无疑问成为应夔丞杀宋的铁证，只可惜租界会审公廨、上海地方审判厅及当时研究宋案证据者，皆未能看出其中玄机，后来研究者更对该“宣告文”视而不见。

需要说明的是，应夔丞的父亲应文森在宋案发生时仍然在世。由于应文森、应夔丞父子多次在上海租界牵涉讼案，《申报》有不少关于其父子二人的报道，从光绪时期到民国初年，应文森的名字（包括几个别名）在《申报》出现过300多次。如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1906年6月16日）《申报》提到“应文森、应桂馨父子讼案叠叠”，[312]宣统元年八月十一日（1909年9月24日）《申报》提到“应忠才即应文森”，[313]宣统二年三月十四日（1910年4月23日）《申报》提到“美商用人魏清涛与洋人禄区控应文森、应桂馨父子租地欠银一案”。[314]另外，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陈其美、于右任曾在应夔丞家住过，也认识应文森。[315]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应夔丞为了防止刺宋案万一泄露，将其父牵连进去，因而在构造所谓“特别法庭”陪审员名字时，并没有采用其父之名，而是采用了其祖之名。

“宣告文”暗藏玄机之二，在于其暗示杀宋主谋来自北京。

杀宋之意最初起自何人？案发当时各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起自应夔丞，根据是，宋教仁被刺前七天，即1913年3月13日，应夔丞曾在给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信中有“若不去宋”一语。但如前所析，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早在3月6日洪述祖函中，便已产生杀意，并唆使应夔丞“乘机下手”，造意杀宋者为洪述祖而非应夔丞。

从“宣告文”也可以看出，不论袁世凯、赵秉钧、国民党人，还是后来研究者，都犯了错误。因为在“三月初九日”，“副法官叶义衡”和“陪审员薛圣渡”等，就已经将宋教仁“判决死刑”了，比3月13日“若不去宋”函发出早四天，恰在洪述祖3月6日函发出后三天。显然，应夔丞是在收到洪述祖3月6日来函后才于3月9日决定杀宋。而且，由“叶义衡”（即应夔丞）自称“特别法庭”之“代理主席、副法官”，也可以看出，应夔丞背后另有主使之人，即有所谓“正主席、正法官”在。联系应夔丞在准备寄往各报馆的装有“宣告文”的信封寄信人位置写下“京江第一法廷〔庭〕缄”七字这一信息，可知应夔丞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或“神圣裁判机关”，就是“京江第一法廷〔庭〕”。这个名字当然也是虚构的，却非凭空捏造，它实际上暗示杀宋是由“北京”决定的，“京江”之“京”即指“北京”，“江”则指“江苏”。北京方面，在应夔丞的头脑中，就是中央，由洪述祖代表中央向他发号施令；但就事实言，洪述祖才是杀宋主谋，袁、赵与此事并无直接关系，关于此点本书第五章将会详论。江苏方面，就是应夔丞自己，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被抓后曾对看役说：“余甚望早日判结此案，使余得早日进京，总要做一番大事业，汝不信，拭目以待之可也。”[316]若非主使之人来自北京，应夔丞怎会有这样的想法？与应夔丞交好的妓女胡翡云也于案发后在应夔丞家中被抓获，关押三日后被其相识之人保出，胡妓到处叫苦，谓：“应大人许我每夜在我处摆酒，渠之朋友均是阔大爷，碰和亦必不断；过节后应许我偕往北京，伊做官，我做他家小，岂不甚好？唉，我真命苦哉！”[317]从这话亦可看出杀宋主使来自北京，并且应夔丞认定北京将会给其奖赏，否则他怎会对胡妓说将要到北京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