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永无尽头的“持久自由”（第3/10页）

3月10日下午，贾拉拉巴德的旧城区和机场先后被阿富汗游击队攻占。纳吉布拉呼吁苏联立即恢复援助，尤其是加强贾拉拉巴德方向的防御力量。3月12日，苏联决定恢复军援，责成国防部组建6支车队，每队由100辆军用卡车组成，还动用运输机建立从塔什干到喀布尔的空中走廊，紧急调运军火，特别是几千套“什米尔”单兵云爆弹送抵贾拉拉巴德，顿时让那里的形势发生逆转。在阿富汗政府军精锐部队的反击下，游击队夺取的阵地不断丢失。3月12日，阿富汗游击队被迫放弃城中阵地，撤出城区，在外围继续包围贾拉拉巴德。

3月15日，阿富汗政府军动用苏联帮助组建的一个“飞毛腿-B”战术导弹营，对游击队基地和聚集地实施“斩首”。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阿富汗游击队员把来袭导弹当成演出，兴奋地观看导弹在天空中划出的弹道。最初的快乐过后，他们清醒过来——导弹会要了自己的命。阿富汗政府军的守城兵力渐渐增加到1.5万人，并在武器质量和兵员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开始发动反击。3月底，阿富汗政府军逐渐掌握了战场节奏。突入城内的游击队被逐渐肃清。来自空军的苏-17轰炸机和苏联民航的安-12、伊尔-76运输机的支援，让阿富汗政府军能够以火力优势粉碎游击队的集团进攻。

4月初，贾拉拉巴德战役基本宣告结束。阿富汗政府军守住了阵地，4500余名阿富汗游击队员阵亡。纳吉布拉趁机展开宣传攻势，宣布政府军从4月6日起停火，共度穆斯林斋月。他还约见了几个省的部落长老和宗教人士，阐明苏联撤军后游击队应停止“圣战”了，号召阿富汗全体民众支持民族和解政策。其实喀布尔政权内部已是众叛亲离，叛逃内讧时有发生。不过，在抵抗力量方面，各游击队组织也已经因宗教、政见和党派之争陷于严重的分裂境地。

抵抗运动内部的分歧不仅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有效性，而且导致了各派间的火并。1989年7月，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据称伏击了来参加军事会议的“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游击队人员，打死30人，其中7人为指挥官。其后，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战斗，死亡人数达300人之多。由于在伏击事件上受到其他六党的谴责，伊斯兰党于8月断绝了与它们的联系，希克马蒂亚尔也于年底辞去了临时政府外长的职务。之后，临时政府曾呼吁伊斯兰党重返“七党联盟”，遭到后者的拒绝。

抵抗运动中的种种派系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国内潜在矛盾的表面化。对本身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地位感到不满的阿富汗各个阶层、民族，都企图借助抗苏战争的契机来宣泄自己的愤懑，用行动来争取在未来阿富汗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考虑到阿富汗各地区间社会经济联系的薄弱和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鞭长莫及，中下阶层及宗教、民族少数派的崛起意味着阿富汗内部分裂因素的增长。一些西方人士甚至公开预言，阿富汗将会四分五裂：东南部普什图人地区将并入巴基斯坦，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将分别与前苏联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合并，西部则将并入伊朗。这一前景当然是国际社会不希望见到的。

苏联撤军后喀布尔政权的继续存在和抵抗运动内部的火拼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美国开始考虑采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1989年6月，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访美期间，双方确认继续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同时提出应通过政治方式鼓励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平的、不结盟的政府，以取代喀布尔现政权。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要求纳吉布拉把政权拱手让给“七党联盟”的临时政府。事实上，美国对“七党联盟”的运作方式也日益感到不满。

1989年9月3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巴基斯坦决定改变援助阿富汗游击队的方式，以鼓励抵抗运动中“不同的地区权力中心群体的增长”。9月8日，一名美国驻意大利高级外交官会晤了隐居罗马的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显示了美国政策的微妙变化。苏联也想尽办法要维持一个对苏友好的阿富汗政府。1989年12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去罗马拜会了前国王查希尔，希望他出任阿富汗国家元首。就这样，在国际大潮和国内军事进攻失利的影响下，阿富汗游击队也开始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巩固内部团结。

1990年6月16日，以伊朗为基地的“八党联盟”与另一个抵抗组织合并为“伊斯兰统一党”。这背后的推手自然是伊朗政府，伊朗此举旨在促进什叶和逊尼两派组织的联合，为一个新的阿富汗联合政府打下基础。6月下旬至7月中旬，“伊斯兰统一党”代表团与“七党联盟”在白沙瓦举行了为期三周的会谈。由于在大选时间和临时政府内阁部长名额分配问题上分歧太大，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