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时间计量与对时间的理解（第2/4页）

历法只反映一日以上时间的计量，而在历史上，对一日以内时间段进行的计量日益重要。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日内计量也已有发展，史载齐国名将司马穰苴曾在军营中“立表下漏”，是为我国日内计时之滥觞。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在孟尝君鸡鸣狗盗逃出秦国的故事中，函谷关仍在用鸡鸣报晓的方式报时，说明当年即便在边防重镇，日内计时的传统仍欠发达。我国日内计时真正的繁盛大致始于秦始皇时期，成于汉武帝时期，这时将全天分为百刻的时制开始行用。

如此细密的计时方式必然依托于精准的技术，不过关于汉代采用何种具体计时仪器仍然是一个谜。日晷逢黑夜、阴雨便无法使用，故而将全天进行划分的时制必然要依托人为制造的往复式仪器——也就是古人称的“漏”——来实现。“漏”与我们现代人所用的钟表同属于守时器，其计时起点需根据天文现象给出，不能独立计时，正如我们买来钟表时首先需要调表一样，其实它们只是用于保存天文方法得到的时刻。所以“漏”在正常使用时，需能预测天文时间的到来，如在古代，经常面对的问题是预测第二天天明的时间，这就要求“漏”至少应实现24小时的连续运转。而这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实现，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我国到唐宋时期，水漏历经改进，逐渐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汉代水漏究竟能否实现高精度的守时，具体采用何种结构，这些都还存在不少争议。不过可以肯定，正是秦汉时期出现的高精度守时器确保了我国使用昼夜均分时制的传统，而在西方，直至中世纪后期机械钟在市镇中普及之前，长期行用的都是将昼夜各自加以分割的时制，相较而言，无疑我国的时制传统更为现代，也更加均匀，便于精准的时间计算。

精准的时间计量在古代无疑属高端传统，主要存在于宫廷和大城市，并非随处可得。因而我国古代也有将精准的时间信息进行播报的传统。三国时期，魏国的田豫曾以“钟鸣漏尽”之语来表示年龄到了应该功成身退，这说明当时用漏守时、用钟报时已经成为较常见的行为。至唐宋时期，地方已经多在城市中心的谯楼设置钟鼓进行报时，而至明清时期，地方司时系统已经普及到了很多县城。这说明古代中国的精准时间计量并非空中楼阁，地方上尤其在市镇中，日内计时传统仍广有影响。明清小说中常出现的“某牌时分”是其一个表现，“某牌”是指官方挂在鼓楼等显要位置的时辰牌，管理者会依照时辰进行更换。

对时间计量信息进行普及是历朝统治者着力的对象，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历朝都十分重视历书的颁行。这是因为时间计量的进步与公共化会有利于社会行为同步化的实现，这不但是由于传统的与天运相符的追求，也来自于实际的政治需要。近代以来钟表大普及的背后就在于不少权势人物在积极推动，因为这会使集体行为更有效率，《红楼梦》中对王熙凤打理宁国府时曾有一段经典描述，其中，王熙凤直言，随她做事都应随身带时辰表。追求发展时间计量的政治取向一直是使我国时间计量蓬勃发展的强力动因，例如我国古代曾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水运浑象，可自动计时、报时，堪称近代机械钟的祖先，这些大型时间仪器的制造成本不小，社会之所以会如此投入，显然背后有我国传统政治观念的推动。此外，与此相关的天学、宗教观念也是推进时间计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军事、航海的实际需要也不能忽视。

如果说，中国古代时间计量相对西方的进步一面是均匀的时制及其背后的技术依托——高精度大型漏刻，其优势的产生主要在于管理、维护层面，那么中国传统的落后之处可能主要导因于缺乏科学的空间观念。据说中国传统中提到时空时以“时”为先，而西方则惯将空间置于时间之前，可以认为在西方文化中，空间观念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以日晷为例，其本质是借助太阳的空间运行轨迹对一日以内的时间进行分割，传统中国人因几何学发展不完善，曾长期在地平面均分太阳轨迹来描述均等的时间段，所得自然偏差不小，而符合科学特征的赤道式日晷直到宋代才得以发明。又如精准的时间计量必然要面对两个时差——均时差和“里差”。二者在西方古典时代都已被希腊天文学家认识到，后者指不同经度地方之间的时刻存在时间差，是现代设置时区制的原因，古代中国因为无地球观念，故而对此长期未能认识，直到元代才发现地方时的不同。均时差则是指真太阳时和平太阳时之间的差，一年中最多差约半小时，其原因在于太阳视运动实际轨迹是地球自转和公转两种运动的复合，故而真太阳的轨迹并非匀速，用其描述每日的时间会出现偏差。因为缺乏明晰的物理图景，这一问题在明末传教士东来之前，也基本未被我国古人所认识，只有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提到真太阳日会有迟速不均的现象，可惜其描述与实际现象并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