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非虚构（第2/3页）

这本书还探讨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最简单地说，印度是流动的，遍布这个广阔国家的男人和女人，背离了父辈、祖辈的狭窄道路和期望，希冀更多东西。这就是题中所言的“百万叛变”，并不是指遍地都有游击战。几乎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对一八五七年短暂的印度反英起义有些印象，英属东印度公司雇佣军中的印度士兵对英帝国的殖民发起叛乱，他们困惑而愤怒，但缺乏一个可见的明确目标。我书名中所说的百万叛变表明的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指引了一条更真实、更普遍的道路。

在二○一○年，印度崛起得到承认的当下，如此表述似乎合乎情理。但在一九八八年时情况有所不同，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印度充斥着一种虔诚的甘地式的悲观、自我满足甚至愉悦，正如这种悲观情绪在印度常表现出来的样子。城镇中闲聊者的谈话都是关乎衰退，早前时代的标准的堕落：政治被贴上有罪的标签，到处都是腐败。这些都是典型的陈词滥调，毫无深度，不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真正了解，但可以从这儿往下挖掘。这正是我得出关于叛变的观念的背景。

这个想法不是我空想的。在这二十六年间，我在印度进行了大量的辛苦旅行。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自由的人，与大部分被家庭和工作羁绊的印度人相比，我获得了关于这个国家更多层次的、更多样的知识。我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在印度朋友和官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得以体验各地的生活，包括那些贫瘠的甚至被划为禁区的印度农村，尽管一次只能停留一两周。我也得到了一些小镇生活的知识。我并没有将自己所见的全部写出来。我把那些经验存储起来，然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扩展那段经历，完成一个大部头，里面充满了人，这个关于印度的全景式描述将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涵盖或者解释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相信如果可以准确把握当下，就能预测未来）。这就是我对我的英语出版商们所说的。他们喜欢这个想法，他们真的在十分钟后就买下了它。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孟买的泰姬陵酒店，惊叹着自己的抱负，而且并不确知我可以怎样以人的角度解读这个庞大的城市（外面是似乎无法穿透的午后人群，在暗沉的阿拉伯海旁边的印度门附近移动）。当然，这座城市的背后是这个国家：记忆中被太阳炙烤着的无休无止的在公路和铁路上的旅程，现在都令我感到后怕。

我在那家豪华酒店度过了空白、慌张的四天，令人沮丧的是我有意识地记下日记，却无话可说。我不喜欢日记体，它会模糊视线。我偏爱距离，通过记忆细细探究。我想到一个可以比较的人，易卜生，他更像是一位诗人而非剧作家，他努力地用日记记下了他在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时的旅行。那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也有壮阔的景观：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天生适合用日记记载；但从外部观察，只处理事物的外在表现，一定令易卜生精疲力尽；最后他干脆停了下来。我在孟买的失败与此或多或少相似，于是我放弃了沉闷的日记，转而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酒店休息室的大公告牌登了一位房客或者说“内设”的卜卦者的广告。在那四天，我常有通过阅读寻找写作方法的冲动。但我不必那么做。一个人在焦虑时会做很多事，比他所以为的更多。这本书实际上起了头——我想到了开篇那句“孟买人挤人”——然后迅速向后展开。

观念是抽象的，只有包裹上人与叙事才能成为书。读者一旦进入这本书，翻阅前面数页，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双重叙事。有一个被介绍给我们的人的直接叙事；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部叙事，在其中这本书各异的篇章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偶然完成的。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即便没有伴随着反思性写作；而这本书所涉及的特殊的艺术在于预测，我所遇到的许多人中，究竟哪些人能够最好也最符合逻辑地推进我的故事，而不需要任何生搬硬套。

我必须依赖当地人的介绍，但要向他们说清楚我寻找的是什么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许多人被记者采访的方式所训导，以为我是在为我所关心的各种事情寻找“代言人”。实际上我探寻的是一个更深切、更是侵入性的问题：在这个古老国家永不休止地为新思想、新政治、新商业观念做出调整的时候，个人的生存经验（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可以阐明其中的某个侧面、某个新的转折。因此，在这本书里，一种经验会成长为另一种经验，一个主题演绎出另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