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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敢再来上课，向文成去找甘子明研究对策，甘子明也碍于形势的需要，暂时作了转移。夜校关闭了。夜校上最后一课时，向文成面对着有限的学生说：“为了平妥，夜校暂时不上也罢，办夜校也是个权宜之计。我想得远，抗战终有一天要胜利，胜利了，咱村不是办夜校的问题，咱还要办正规学校。国计民生，国计民生终归离不开教育。大家先回家吧，回家去帮助家里坚壁好粮食和花。粮食和花不留给日本人，这也是夜校的学生宣传群众的责任。”

夜校关闭了，向文成觉出前所未有的沉闷。他在世安堂读闲书又读不下去，就和取灯说话。他们说起了小袄子和金贵。取灯问向文成，抗战前金贵是个什么人？向文成叹了一声说：“唉，一个落道梆子。”取灯又问向文成什么叫落道梆子。向文成解释说，就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取灯说：“我看小袄子受金贵的影响，飘浮不定，就怪她和金贵家住得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向文成说：“也不完全是。小袄子也自有她自己的欠缺。”取灯说：“形势再有变化，真不知小袄子变成什么样。”向文成说：“这就难说了。形势有变，人也会有变。”

这天夜里时令来了，头上包着脏乎乎的羊肚手巾，身上沾着烂花叶和草籽，看上去有几分慌张和几分狼狈。他不敲向家的大门，隔房顶翻过来，径直来到世安堂。时令进了世安堂，惊呆了向文成和取灯。取灯看着眼前风尘仆仆的时令说：“真没想到你会过来，形势这么残酷，你还不忘回笨花。不过一看见你，这心里好像就踏实多了。”向文成看见时令，张口先问：“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时令只说：“指示还不少呢，先告诉群众提高警惕就是了。能转移的还是要及时转移，敌人说来就来，再来就不善。”

向文成总觉得时令和他说话生硬，就像和他存有什么隔阂。他又想到那天晚上在夜校，时令当众指责他讲课跑题的事，那大概是他终生所遇到的难堪之一，就像小时候他在武汉吃饭时，二丫头给他的难堪一样，足以让他终生难忘。可是眼下时令是脱产干部，代表着上级，向文成还得听他的指挥和调遣。但向文成没想到，时令这次的到来，再一次给了他不悦。三个人正说着话，时令突然又对向文成说：“你先回避一下吧，我跟取灯有几句话说。”向文成怏怏不快地出了世安堂。

取灯见时令支走向文成，就问时令：“什么事这么机密，怎么连我哥哥也不能听。”时令说：“这是纪律，什么事该传达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取灯说：“我哥哥可是个老革命，自己人。我觉悟提高，主要还是靠了我哥哥。不然，一个保定的学生知道什么。”时令说：“话可以这么说，文成哥要是在组织就好了，在组织和不在组织就是有个内外有别。”取灯说：“我也不在组织呀。”时令说：“你虽然也不在组织，可我今天说的是关乎你的事。”取灯不再说话。她想，习惯于按组织纪律办事，这可能也是觉悟提高的一个环节吧。她还想起革命阵营里遇事，有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的说法，才又觉得时令支走向文成也许无可非议，便安下心来听时令指示。

时令又把当前的形势给取灯重复一遍，说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他已由区青抗联调到县敌工部了。临走上级让他再推荐一名脱产干部接替他，他就推荐了取灯。

时令的话，让取灯感到既突然又不突然，好像最近以来她一直等着这一天。在夜校任课的那些日子，也使她受到了锻炼。她切盼着有一天能有人推荐她脱产，现在时令来了。

取灯和时令接触不多，但他给她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她常常拿他和保定的同学比较，觉得她所认识的几位保定青年，总是幻想多于实际，说话讲究措辞，遇事却很少出头。由此她便觉得时令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说话生硬只是个方式方法的问题，这种人做事也许更果断。总之，时令在取灯脑子里是个标准的青年干部形象。

今晚时令和取灯谈到脱产，取灯不由得有几分激动，她说：“脱产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我的两位哥哥、一位侄子都在西北抗日根据地。我也整天受着我大哥向文成的影响。莫非除了抗日，目前我还有别的前途可言吗？可我就怕干不好。”

时令说：“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才推荐了你。再说青抗联的工作也单纯，无非是动员、联合青年男女群众团结抗日。当然，要说困难也不能忽视。青抗联是专和老百姓打交道，老百姓本来就是百人百姓百脾气，现在形势残酷，人的禀性脾气就更不好摸。可做工作也不能左顾右盼，要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