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3/26页）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祥瑞

开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长安城内主管天文事务的官员向唐玄宗奏报，预计在当日发生的日食没有出现。重大天象的误报无疑是一场因历法讹误而发生的严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长安城，没有官员因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处罚。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语气热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贺，并建议将此事载入史册。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此时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个月。

回顾唐玄宗的即位，也与一场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关。公元712年秋天，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中据说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决定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攘除一场可能不利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灾难。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踌躇满志的儿子与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骤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发动了长安城近七年内的第三起宫廷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由女强人左右中枢政局的状况。

然而唐玄宗很快发现，帝国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自武则天时代结束后，帝国的政治走势并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风弥漫宫廷内外，朝堂上下充斥着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经济固然没有崩溃，但自然灾害频发，因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逃亡逐渐增多。西边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东北方面的契丹不时骚扰边境，有时甚至发动大的进攻，而帝国的军队并没有战之能胜的把握。

现实的混沌与不安往往会促使人们回忆历史，强盛开明的“贞观之治”在8世纪初引发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复“贞观故事”的呼声不绝于耳。史官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此种时代氛围的集中体现。这部以对话为主的著名史书采用分门别类的方式，将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观点编排为一本极便翻阅的手册，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全书纲领的首章《君道》，开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独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骄奢。此时《贞观政要》还没有面世，玄宗却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齐之决心，符合了多数臣民对他的期待。

仔细观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风格，我们确能发现“开元”与“贞观”的某种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亲型的统治者，他认为帝王的励精图治应体现在对于总体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与把握之上，而不应过多干涉本应由各级职能部门负责的具体事务。唐玄宗也不愿介入具体事务，当宰相向他汇报关于一批中低级官员的任命问题时，他以默然不应表示不满。太宗朝的政治决策过程比较透明，史官对君臣的讨论过程据实记录，谏官等得以随时提出意见。高宗朝的密谋政治兴起后，决策活动日益神秘化。及至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复贞观旧制，使得史官与谏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视。

玄宗君臣的努力，让权力表现出对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远离具体事务，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后、中宗时期，当政者为一己之私而进行的短期操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运行蛮横且没有章法，其结果是政治秩序日渐紊乱。玄宗则采取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使得一种能让大多数官员感到稳定与安全的政治气氛重新回归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