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2/10页）

墨家也崇尚唐尧、虞舜的道术，引述尧、舜的道德品行说是：“殿堂只有三尺高，堂下的土阶不过三级，用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用原木做的屋椽不经刮削，用陶簋盛饭吃，用土钵盛羹汤喝，用粗米做饭，野菜做羹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主张葬送死者用桐木做棺材，厚不过三寸，哭丧不要过于哀恸。他们传教丧礼，一定要用这来作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的人依照这个法则去办理，那么尊卑就难以区别了。时代不同，时势改变，事业就不一定相同，所以说“过于俭约就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领是强本节用，确是人们兴家富足的途径哩。这是墨家学说的长处，即使是百家的学说，都不能废弃的。

法家不区别亲近、疏远，不区分高贵、贫贱，一律依法来决断。这样，爱护亲属、尊重长上的恩谊伦理就不存在了。可以用它实行一时的计策，但不可长久运用的。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少恩惠”。至于法家主张使君主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上下名分、职守，不得相互超越，即使是百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名家苛刻细察，纠缠不清，使人反省寻思，不得其旨意，专门以名称决断事物，而失去了人情。所以说“使人拘束于名而容易失掉对事物真象的认识”。至于掌握名称，考察实际，交错比较验证以免失误，这一点，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所不为”，他们的实际主张容易实行，但他们的文辞难以理解。道家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的原则，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没有常存不变的形状，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情理。不被物推着向前，不被物抛置在后，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立法或不立法，顺应时势而决定，制度的用与不用，也要与事物相切合。所以说“圣人不重机巧，顺时、通变是原则。虚无是道的规律，顺应时势是君主的纲领”。大臣们一齐来到朝廷，君主应该使他们各人明确自己的职任。他的实际和他的名声相符合的叫做“端”，实际和他的名声不相应的叫做“窾”。“窾”是空的意思，空话不去听信，奸邪就不会产生，贤才与庸才自然分清，白与黑也就对照分明，这些要领就在于肯运用罢了，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就符合“大道”，混混沌沌，光辉普照天下，重又回归于无名。凡是人生命的存在是依赖精神，精神是寄托在形体上的。精神过度使用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会疲惫，精神和形体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形、神分离也不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重视这些问题。从这一点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能力治理天下”，可是你由什么途径治理天下呢！

太史公掌管天文，不治理民事。太史公有个儿子名迁。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过着耕种牧畜的生活。年仅十岁就已经能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开始，从北方南下游历长江、淮河一带，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窥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渡汶水、泗水，到齐、鲁的大都市讲学，考察孔子遗留下来的风教，在邹县、峄山举行乡射大礼。在鄱县、薛县、彭城等地遭遇到一些困难，再经过梁地、楚地回到了家乡。这时司马迁出任作郎中，奉命出使西部征讨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等地区，有功回到朝廷汇报。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可是太史公因事停留在洛阳，不能参与这次典礼，因此心中愤懑，发病将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候结束西征的使命回来，在黄河、洛水间的地方拜见了父亲。太史公紧握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祖先，本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唐尧、虞舜时，就做过南正、北正，功名显赫，主管天文各事。后代中途衰微，祖业将会断送在我的手中吗？你如果能再担任太史，那就可以上承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皇上继承汉朝千年以来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典，我不能随行，这是命运啊！是命运啊！我死以后，你一定做太史，当了太史，不能忘记我生前想要完成的论著啊！再说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中间表现在事奉君主，最终落实在立身成就功名。传扬名声于后世，用这来显耀父母，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天下人称颂赞扬周公，说他能够论述和歌颂文王、武王的德业，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再上推到公刘的功业，这样来推尊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平治天下的王道残缺，礼乐衰微，孔子编修旧有的典籍，振兴被废弃的礼乐，论述《诗》《书》，创作《春秋》，学者们到现在都以此为依据。从鲁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这四百多年中间，明主贤君忠臣死于道义的人士，我作为太史而没有加以论述记载，废弃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为这件事感到惶恐不安，你要记住呀！”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不聪敏，请让我详细论撰先人所编史料佚闻，不敢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