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10页）

太史公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担任太史令，缀集史记以及国家藏在石室金匮的书籍。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五年时，正是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天明时分，节令冬至，汉朝改创历法，实行太初历，武帝在明堂祭祀上帝，宣布改历，遍告群神，受命著记。

太史公司马迁说：“我的先父说过：‘从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年了，有人能够继承清明盛世，订正《易传》，上接《春秋》，推考《诗》《书》《礼》《乐》精义然后有所述作吗？’他的用意就在这里吧！用意就在这里吧！小子怎敢辞让呢？”

上大夫壶遂问我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忌恨他，大夫阻碍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用，先王的政道无法实行，于是就把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大事和人物，分别加以褒贬，寓于《春秋》一书中，作为天下准则。贬抑昏庸无道的天子，斥责胡作非为的诸侯，声讨害国乱政的大夫，想用这促使在上位的人，各尽力于国家大事而已。’孔子说：‘我与其另立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史实和人物来，而使道理更加深刻透辟。’《春秋》这部著作，往上阐明三王的治道，往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明断是非，论定犹豫不决的事，称扬好人好事，贬斥坏人坏事，尊重贤才，贱视庸人，保存灭亡了的国家，继续断绝了的世系，补救衰敝，振兴被废置的事业，这是王道最重大的纲领呵。《易》论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的道理；《礼》规范人伦，所以长于行事；《书》记述先王的政事，所以长于政论；《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风土民谣；《乐》是论述音乐的经典，所以长于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长于处理人事。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人们行为的，《乐》是用来兴发和谐气息的，《书》是用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论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谈论大义的。平定乱世，使它回到太平盛世，没有什么著作能像《春秋》那样切实有效。《春秋》文字数万，其中旨意数千；二百四十年间，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有所表现。在《春秋》一书中，被弑杀的君主有三十六人，遭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有自己的政权的不可尽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在于他们丢掉了根本啊。所以《易》传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易·坤卦·文言》说：‘臣下弑君，儿子弑父，绝不是一早一晚之间造成的，它的发展浸染已经是很长久了。’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就会前有谄谀小人而不见，后有乱臣贼子而不知。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在位办事就会不知道采取适当的方法，遇到变故也不知道应变的权宜之策。做人君主、父亲的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容易蒙受罪恶的名声。做人臣、做儿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容易身陷篡位弑君的法网而被杀，留下死罪的恶名。其实他们都自以为是好事就去硬干，只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结果蒙受史家贬斥的文辞而不敢推御。如果不明白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如果君不像君，那么臣下就敢冒犯；臣不像臣，那么就容易遭致杀身大祸；父不像父，那么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那么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失，拿‘天下之大过’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他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御，所以《春秋》这部经典，确是礼义的大本啊。礼的作用是禁绝坏事在没有发生之前，法的作用是施行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法制惩治坏事的作用容易见到，而礼制禁绝坏事的作用则难以被人们认识。”

壶遂说：“孔子时代，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下得不到任用，所以他撰写《春秋》，靠着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的天子，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都各得其所，井井有条，先生所论著的，想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朴忠厚，作《易》的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有记载，礼乐创制在那时。商汤王、周武王功业的隆盛，诗人歌颂不绝。《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赞扬周朝王室，并不仅仅讽刺讥斥而已。’汉朝建国以来，至当代英明的天子，得到祥瑞征兆，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更换服饰的颜色，来承受天命，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辗转翻译到中国边关来叩开塞门，请求前来拜见天子、进献礼物者，多得说也说不尽。臣下百官尽力歌功颂德，仍然不能详尽表达自己的心意。再说贤能的人才不被进用，这是做国君的耻辱；国君圣明而他的德业不能传扬流布，这是有关官员的过失。况且我曾担任史官之职，如果放弃天子圣明的大德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能大夫们的功业不予传述，忘却先人的遗言，那罪过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的职责是所谓缀述旧事，整理出其中世代传承的内容，不是所谓创作呢。而您拿这来比作《春秋》，就大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