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第4/14页）

如果说在革命之前的几年中，港口城市越来越被商人阶级主导，那么南方殖民地则见证了种植业精英的崛起。这些人的经济力量根植于，并且依赖于影响着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消费文化之中。就算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财富是继承所得，通常也还是通过奴隶贸易才实现了增长，但可能是出于对残酷现实的故意否认，这些人建造的社会却是对上层英国文化移植到殖民地的一种自觉反映。考虑到在殖民后期，最富有的南方种植园主中有很多人都曾在英国接受教育，并且把他们的孩子也送回英国上学，这一点就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南方精英和英国的地主，以及那个时期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商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些人拥有的雄伟壮丽的建筑，以及美轮美奂的别墅，都来源于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区别在于，他们不需要和这些奴隶劳动力毗邻而居，但南方白人却不得不这样做。在南方殖民地，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当时、在后革命时期、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初，都界定了南方文化的特征。

从任何标准来看，这些种植园主都是相当富有的。那些所谓的第一代弗吉尼亚家族——卡特家族、菲茨休家族、李家族和伦道夫家族——主要从他们可观的烟草种植业中获利，但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大米种植业的可观利润迅速将它变成了最富有的英属美国殖民地之一。其主要城市查尔斯顿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精致的城市。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是一种特权生活，但它并不全然是简单安全的。到了18世纪中期，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仍然被曾折磨过早期殖民者的那些问题所困扰。天花等疾病定期蹂躏着这片殖民地，殖民者在这些疾病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伊丽莎·卢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在其丈夫于1758年去世后接管了他在库珀河边的种植园。伊丽莎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要想照料好卡罗来纳的财产，需要极大的谨慎、专注和活力。相比之下，完成自己的职责并将工作变为财富，则要轻松许多。”对她的另一个朋友，伊丽莎评论说一片“巨大的乌云似乎如今就悬在这座城市上空”，这里“不断地遭受印第安人的侵犯”，同时还承受着“一种摧毁性的天花……几乎让所有贸易停摆”。伊丽莎沮丧地说她的很多奴隶“即使接种了疫苗，也很快都死去了”。[8]

伊丽莎·平克尼也许不能帮她的奴隶们治病，但是她的确有信心管控这些奴隶。在她接管平克尼的财产时，南卡罗来纳州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奴隶人口增长并对其加以管制的法律。这些试图牵制黑人奴隶的法律事实上清楚反映了当时黑人对奴役制度的反对。1739年，在查尔斯顿附近发生了一场短暂但充满暴力的奴隶起义，即以奴隶们聚集的河流命名的史陶诺动乱。在奴隶人口已经占据大多数的殖民地中，这场动乱点燃了白人对于黑人的恐惧。参与反抗的奴隶都是天主教徒，但这无济于事。和之后所有的大规模奴隶叛乱一样，史陶诺动乱并没有取得成功。那些参与动乱的黑人就算没有战死，之后也遭到了处决，或者像上个世纪印第安人被新英格兰殖民地处理的那样，被卖到了西印度群岛。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小规模叛乱，加上接下来几年里奴隶进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都让奴隶主相信，他们不仅需要针对黑人奴隶，还应该对所有黑人都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

因此，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1740年通过了《黑人和奴隶管理法案》（亦称《黑人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奴隶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活动，禁止奴隶接受教育，并且允许奴隶主处决反叛奴隶。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黑人法案》和其他殖民地密切相关。1700年之后，在切萨皮克地区，从契约劳动力到奴隶劳工的转变走向了高潮，卡罗来纳殖民地和佐治亚殖民地的稻米经济也愈加有利可图，一系列限制性法案开始更密切地影响黑人的生活和自由。如果说有哪个殖民地既能显示奴隶贸易利润的强大吸引力，又能证明白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卷入，甚至是依赖于黑人奴隶制的话，那一定是佐治亚殖民地。

佐治亚殖民地是英国慈善家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为了给英国穷人提供一个新的开始而创建的，其创建观念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奥格尔索普试图从第一批殖民者到达佐治亚时就开始除去所有的诱惑之源。他认为，正是这些诱惑让这些人陷入了贫困，让他们来到了佐治亚。因此，酒精和奴隶在佐治亚均被禁止。奥格尔索普期望佐治亚殖民地中居住的都是那些在英国生活严谨、不畏辛劳的“值得帮助的穷人”。然而，这些穷人感觉他们理应获得更多利益，于是像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请愿，希望有权拥有奴隶。1751年，佐治亚成为皇家殖民地时，新议会第一时间便废除了禁止奴隶和酒精的法令；到了革命前夕，佐治亚最主要的城市萨凡纳已经像查尔斯顿一样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图17）。很多黑奴从这里被送往各个水稻种植园。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余生，而他们的余生也很有可能因此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