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生涯：柳如是与顾眉（第2/5页）

女人不许有性要求，在性的问题上，稍稍主动，就是淫荡。夫妇之间的性生活只能是为了完成继祖承宗的大业而不得不为之，除此之外，能够节制，就应当尽量节制。男人可以以各种借口放纵自己，就像《红楼梦》中的贾琏，与人通奸被捉后，贾母也为他开脱：“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女人们仅仅有这方面的念头，便是了不得的大事。王夫人因春色荷包而审问凤姐时，那神情如同天塌地陷了一般。王夫人本人自从有了宝玉之后，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压抑自己的性冲动，打发一个个漫漫长夜。按M.E.斯皮罗的理解，东亚家庭中，母亲那臻于极致的强烈母爱正是性挫折的一种升华。正派女性，理应在性压抑中度过一生。

女人不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利益。她们必须根据公婆和丈夫的要求来调节自己的心态和立场。夫在从夫，夫亡从子，她们的使命便是服从忍让，随时随地准备做出牺牲，甚至是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最贤惠的女人会主动提出为丈夫纳妾，甚至会瞒住丈夫偷偷地觅来美妾献到丈夫面前，如同《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样。

一个女人按照上述要求去做的结果无疑意味着自我毁灭。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女性就是按此标准被制造成愚昧、麻木的良家妇女和心理严重扭曲的贞节烈妇。无数蕴藏着才华的生命活得如同灰尘，没有任何色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书香门第中的漂亮女孩儿，自幼聪颖异常，通过自学读书识字，而且喜爱读诗。十二岁的一天夜里，女孩面对当空皓月，作了一首七绝，文笔流畅，颇有才思。女孩天真地把这首诗送给父亲看，这位知识分子父亲读后却忧从中来：他从这首诗中看出这孩子感情丰富，将来必是多情种子，而且天生丽质，难免不给家里酿成“不才之事”。即使出嫁，也不能指望她如同那些“无才便是德”的蠢妇一样安分守己。为了防患于未然，这位有远见的父亲干脆为女儿削去头发，送入尼庵，去和青灯古佛伴终生了。

不幸的幸运者

1640年前后的秦淮河畔，杨柳依依，楼台隐隐，湿润的空气中飘荡着酒香和乐声。世界在这里变得有些奇怪。一些风尘女子经常和士子们举行集会，或饮酒赋诗，或寻幽探胜，或品茗赏花，他们的话题是古琴谱的真伪，历史名人人品的高低，各书家作品的妙处，以及国运兴衰，朝政得失。赋诗联句中，这些女子往往不逊于那些男人，她们往往诗、书、画各有擅胜，甚至让男人们自愧不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集会中，男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看上去更像一种真正的朋友关系而非性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人品才华之上的互相欣赏，相互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当然，两性之间，感情难以划分得锱铢不犯，也许陈寅恪的概括更为准确：“以男女之情而兼诗酒之谊。”

这些女子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她们聪明、活泼，各有所长。她们对人情世态颇有阅历，为人处世有主见，有胆魄，能自立，都很善于在风波险恶中保护自己。她们颇善于生活，绝不放弃能够得到的幸福。甚至青楼中的鸨母也颇富人文情怀，《板桥杂记》载，许多名妓都是鸨母的亲生女儿，妓女出身的鸨母对她们“怜惜备至，遇有佳客，任其流连，不计钱钞；其伧父大贾（粗俗的商人）拒绝勿通，亦不怒也”。如名妓李湘真，性情高傲，常常称病不接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逊词，概勿与通。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

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最有人情味的妓院了，歌舞繁华中因此也隐匿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叛逆气息。

颠倒的不仅是秦淮河两岸。明朝晚期是一个让正人君子蹙眉叹息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糜烂，人欲避开与天理的正面交锋在那些模棱两可的社会局部肆意滋生蔓延。市井小民是随波逐流，而文化人物则是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傅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这句话用另一种词序来表达，不改变其原意：名士之不见容于世俗，正如名妓之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同样有才华，有热情，同样是社会规范的叛逆，同样是纲常礼教的弃儿，所以他们才能相互发现。

相比起那些被种种规范束缚在高墙之内的良家女子，这些原本不幸的风尘中人倒活得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说起来完全是一种错倒的因果，正是社会的放逐使她们获得了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正是命运的打击使她们的生命焕发出奇光异彩。人们剥夺了女子爱美的权利，偏她们能恣情纵意地张扬自己的天生丽质；人们期望女子蒙昧，偏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吟风弄月，尽意书写自己心中的块垒；人们期望女子远离爱情，偏她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与自己真爱的人相伴一生；人们期望女子没有自我，偏她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一重重的风浪相搏击，正是在这种搏击中，她们体验到了生命本质上的力量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