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3/35页）

在戡乱中期，我曾为此事犯颜力陈过一次，宋希濂、李玉堂、黄维均在座。吾人今日遇到旷世狡顽之敌，任何私人恩怨爱恶都要放下，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值此非常之敌当前，只有用非常之法对付；应以打仗第一，军功至上来激励士气。效秦国「非军功不爵」之法；仿吴起佐魏，订下每年举行之「庙宴」，只有功者可参加，无军功者官位再高也不得参加。我主张只问功过以定赏罚，不论出身地域而定升降。仗打得好的向上升，部队尽量扩充；打败仗的惩罚，官向下降，甚至撤职议处，部队削编或撤消番号。令其在战场上去竞争，他就是不为党国打，也要为自己打，将不选自良，兵不选自精。

蒋公老师是採纳了，下面如何只有天知道，因有以上诸端荒谬之措施。加之将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搁置不行，精神上之武装自行解除，革命变成卖膏药之空言。致使共党分田地，做工厂商店主人、国家主人等甜言诱骗，使由贫苦出身之我军士兵，本来士气已差因之士气更差，直至士气崩溃，只留躯壳失去灵魂。左传上曹刿论战开头一语「其战勇气也」。有士无气何能应战？我们的失败以军事为主。而军事之失败以士气崩溃为主；士气崩溃由以上诸般之荒谬措施为主。

（五）官僚作风，败象早露。打败仗隐瞒，打胜仗夸大，自欺欺人，上行下效。这种事例很多，可以使大家相信的，我可以举出一个人人能够见到，白纸印上了黑字的例证。如何应钦将军着《八年抗战经过》一书上，对于长沙三次会战的击毙敌人数字，便夸大得幼稚离谱，说第一次枪毙敌人四万名以上。这一仗是我指挥的，敌人伤亡虽大，数字难以估计，但绝无四万人之多。最可笑的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来犯之敌约十万人，击毙于战场的敌人共计四万一千五百卅七员；第三次的战果更为辉煌，来犯之敌约十二万人，毙敌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员。尸首数字的「精确」，连几十几个都统计出来了，好像派人将尸首排队清查点验过一样。任何战役，照例伤的要超过死的多倍。三次长沙会战总共来犯之敌约三十余万，根据何着被我击毙的十余万，加上伤的最少也应有五十万上下，那么敌人只来了三十余万全被我军伤毙，还差约二十万日军得要由国内再运送来请我们打，才合数字，这样可笑的事书上多着。据说此书付印时，何将军在美国，相信连看都没有看过就付印了。易曰履霜坚冰，至此种官僚习气已明显的带来了失败徵兆，尚无人感觉，还作釜中游鱼自得其乐，良可叹也！

副总统选举纠纷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

白崇禧

我主张先剿匪后行宪

胜利后，国内外舆论主张我国应即行宪，各党各派高谈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党操纵的机构更唯恐天下不乱，对国民党攻击不遗余力。美国是民主国家，厌听专政，当然希望我政府实行民主，宣布行宪。三十四年年底我仍在重庆，记得有一次我和自己幕僚谈论此事，我表示我的意见如下：

国父革命最后目标是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建立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自然是要行宪的。但是国父将革命建国程度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以革命武力扫除障碍；训政时期在训导国民，使一般国民能行使政权，能选举罢免；最后才是制定宪法实行民主宪政，进入宪政时期。

回溯民国成立以来到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间，大多数国土受北洋军阀统治，军阀们争权夺利，内战不休，对国计民生是一点建树也没有。北伐后应该是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的时机，不料共党叛乱，盘踞赣南，从十六年起到二十三年才把匪巢打破，但他们窜往西北到延安去，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从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起外患沓来，「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事件是日本军阀实行其大陆政策必然的结果，于是从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抗战八年，又是一个军政时期。现在抗日胜利，似乎又可进入训政时期，但共匪利用抗战坐大了。他们流窜二万五千里到西北时合土共不到三万人，而现在大了十倍，约有三十一万人，其盘踞地区扩大，黄河以北直鲁豫热察绥，东北以至山西等地，共匪控制了面，我们只是佔据点和线，长江流域方面，苏北、皖北、鄂北都有共匪势力。在这匪党控制地区，他们裹胁民众，地方部队怕比正规匪军还要大，因此我们现在应先剿灭共匪，才能谈及其他，何况行宪前始终没有训政时期，民众如何选举？匪区民众如何选举？选出的既不是自由投票所产生的，是命令式的假的，又有什么价值？现各党各派中外舆论所讲的结束一党专政，适应民主潮流，完全是理论，不合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