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4/35页）

这是三十四年我对行宪的反对理由，当时我把这意见由随从秘书杨受琼少将起草，签呈给蒋委员长。

委员长看了我的签呈对我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

胜利还都后，要求行宪的呼声更高，政治协商会讨论此事，共匪拒绝承认协商结果，曾延期行宪数次，一直到三十五年十月才正式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我在行宪前仍反对行宪。

办选举贻误了戡乱军事

我对未完成剿匪工作即行宪素来抱反对态度，但中央受国内友党、国外友邦及中外舆论的压力，不能不行宪，结果产生很多纠纷和困恼。

（1）共匪抵制：根据政治协商会协商结果，共产党地区亦应选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共匪拒绝参加，大捣其乱，结果这些地区的选举不能举行，而政府仍要各省各县市均选出国大代表、立监委来，于是由国民党各省党部遴选，这些被党部遴选出来的代表能否代表地方很成问题，我是反对这样办的，共匪当然更大肆指责。

（2）国民党与友党对名额之争：民社党、青年党是我们的友党，他们也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立监委，但他们不像国民党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地方基础，因此他们要求保障名额，与我们有一协商，可是实际的选举结果并未达到这个比例，因此他拿不报到做要挟，延期几次才开幕。

（3）国民党的内争：国民党除了受共党抵制、要与友党协商妥协外，最严重的是党内内争激烈。抗战时成立青年团，原意是增加党的新血轮，团要受党指导，而实际上党团争得很厉害，后来取消青年团併入党，可是这裂缝仍未能弥补，所以到了选举时双方明争暗斗层出不穷，湘西党团之争还闹出人命。除了党团之争外还加上军队代表之争，军中的特别党部忙于办选举，就在前线也是如此。

（4）副总统之争：行宪后的国民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本来竞争最烈的应是总统，但我国第一届国大选总统是众望所归的蒋先生，反而副座成为竞争的目标。在行宪前，总统曾对孙亚夫讲：「找国际上有名的人来做总统，不要军人，不一定要是国民党人。」在庐山亦曾对张厉生说他要做行政院长兼剿匪总司令。我对他说：「委员长，现在选第一任总统，其声望关係到中外观瞻，现在拿文人出来不适当，恐怕威望不够，尤其现在非打共匪不可，还不是承平之时，不适宜。」他当然应该做总统。

李德邻于三十五年冬任北平行营主任，在行宪前忽然打电报给我，表示要竞选副总统，要我转报委员长。我照实报告，委员长面示：「赶快复德邻电，北平很重要，共匪正猖獗，北平是北方最高指挥机关，关外虽然不属北平指挥，但接近北平，关係重大，不可离开，这是一理由；再一理由，我是军人，副总统又是一个军人，不好，要他安心剿匪。」我把委员长面谕转给德邻，但他没再表示，不久，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回来述职。」他到我公馆来对我说：「现在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我要竞选副总统，竞选得了不回北平，不能得到也不回北平。」我说：「总统、副总统朝夕在一起，副总统辅佐总统，在各国的政党政治中副总统先由党内提名，再由总统同意一名，再向党提出要求通过，这为的是配合，彼此能协调最好。委员长所说的我已转告了，是有理由的，北方是重要的，共匪的重点在北方，林彪在东北，聂荣臻、朱德在华北，陈毅在山东，共匪几个大将都在此，好好剿匪比较好。」他不肯听，他见了委员长，委员长还是劝他回北平，他们坚持要竞选，我不能阻止他。后来他对我说：「竞选副总统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说：「我们大家主张总统由党提名，副总统自由竞选。」在三十七年四月六日的国民党六中全会对提名问题辩论很久，最后内定自由竞选。根据这一决定，党员出来竞选完全是合法的。照我的想法国民党如果照各国政党政治成例提名孙科竞选，那李德邻等无论如何是要放弃的，可是中央为敷衍各竞选人，允他们自由竞选，却以党团力量支持孙科，造成很大的错误，于党于国均蒙不利。

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

以上分四点分析选举的纠纷，足可显示过早行宪的弊端，于是共匪振振有词攻击我们的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友党为名额与我们闹意见，党内分裂，不能精诚团结，尤其是军中特别党部为了办选举，对剿匪军事不能不分了心，不能一鼓作气攻击共匪，而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中央不能使孙科当选固然难堪，李德邻、程潜等以中央不贯彻自由竞选原则，亦不无芥蒂，这些都是行宪后选举引出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