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第2/4页）

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6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可事情已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 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7，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8

1932年的熊海平。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9还引起过一场风波，他当然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诏”，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10，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11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12所谓“风纪”事，是4月7日午餐时的一次“闹酒”。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闹酒，与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关。董先生原有糠糟之妻，这次由北平带了女友来安阳玩，形同夫妇。可是王湘君背后说，这不是他的表嫂，他另有表嫂。徐中舒先生自谓是“萝卜干”。熊女士这时似在北平一艺术学院读书，酒量颇宏，大家闹着，想灌醉她，结果她没醉，别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13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14。旋涡之中的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15

1931年秋，董作宾在龙山发掘现场。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

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16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仅涉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