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 经（第2/4页）
梁发信了教之后开始写东西。他把他第一本华文小册子起名为《济世经注读本》，在这本三十七页的小册子中说了造物主的权威，说了神的“十诫”，还援用保罗使徒书的多处文字，来描述上帝的愤怒和恩典。梁发自己刻版刊印了两百本，1819年春开始在广州城内外散发，旋即被官府逮捕，囚禁定刑，并遭鞭笞。官府还没入了梁发的屋子，把他已刻好的刻版付之一炬。梁发不为所动，出狱后劝说妻子入了教，由他给她做了洗礼。不久以后，这对夫妇又让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给他们的儿子行了洗礼11。
1822年，米怜去世，梁发以福音传道师和汉语教习的身份，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工作，1827年被任命为传教士。在这些年间，他想办法用汉语编撰一部篇幅更长的著作，充分阐述他关于基督教的思想，并全面介绍他新发现的信仰，他在1832年完成这项工作，名之为《劝世良言》，并请懂汉语的西洋传教士改正了书中涉及神学的错误，同年在广州刊印了此书。
这本书分成九篇，梁发把他跟随洋人十五年所学到的东西都写在书里。他从新旧约《圣经》中引了许多段落，长短不一，并从音（而非从义）把《圣经》里头那些佶屈聱牙的名字转成汉字，一如教他的传教士所用的办法。他叙述夏娃和亚当在蛇的引诱下吃下禁果，结果被逐出伊甸园。他讲述挪亚方舟，还有几乎毁掉世上一切的大洪水，他还描述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他用以赛亚和杰里迈亚的警句来告诫同胞，用《诗篇》第19篇和第33篇的诗句来鼓励他们。他转录了《马太福音》耶稣山上宝训的全文，还引了圣徒约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以上帝可怕的话语结束了《圣经》。梁发探索了上帝恩典的奥秘和人的各种堕落，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意见，或简略或详细；他提出了他对命运和信仰的琢磨体会，并在第六章把他自己性灵追求的历程与众人分享12。
说到刊印和散发小册子，梁发是专家。他经常乘船或徒步到广州城四周的村庄。他选用完好无瑕的印版，雇请刻工（还跟他们讨价还价），然后把活儿派给他们，再由一位名叫屈昂［Agong］的教友将书页装订成册。这两人还学会了使用传教士引入的新式石版印刷术，不久就能印出单张双面传单，一面印上插图，另一面印上一小段文字或长篇的福音13。
史蒂文斯在1832年见着梁发，此时他已开始在广州城近郊传教，离城可达二百五十英里远，一次传教可散发七千册传教小册子之多。新教传教士不顾官府禁令，已经开始由海路入中国沿海，只要能上岸的地方，就会散发一些《圣经》或小册子。而梁发想出一套新办法：他同屈昂一道，跟着那些逐县逐城主持科试的学政，希望借此把他的小册子送到赶考生员的手里——生员虽然不见得有兴趣，但是他们却颇有影响力14。梁发到了1830年代中，又想了更好的办法，他开始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散发小册子，那些考中县试的生员就是在此参加府试和乡试。在华东华南一带，只有在贡院才看得到受过相当教育、对乡里有所影响的人聚在一块儿15。
史蒂文斯很快就看出用印刷品来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好处：
留下《圣经》和书籍，让一两千万人接而触之，说不定没有讲道也能宣教，这和完全接触不到是很不相同的。是的，绝不一样！谁能相信，在这三年来流传的数千册书籍会在神的面前无人问津，会“徒然返回”呢？此刻，那些小册子或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冀望吗？16
史蒂文斯认为，不应冀望中国会有人揭竿起义，“我们并非说中国人公众意识日益高涨（一如其他国家），不久就会呼声四起，要自由，享人权”；但中国人“像可怜的波兰人一样聪明又被误解”，他们天性开放——要不是有朝廷官府的话——会把洋人当朋友，而且可能接受基督教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