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 经（第4/4页）

到了1836年，传教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由于圣旨斥责未得官府允许的旅行，一方面也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有新的活动，广东方面的官员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1836年初，官府搜查了澳门一家主要的印刷工坊，没入“八种洋书”。印坊的人入狱，财产遭没入。官府并限令澳门和广州地区的居民在六个月内上缴所有教习“亚素”（即耶稣）教或天帝教的洋书，可免究其罪，否则将予以严惩25。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算有人进城散发宗教书籍，但中国人拿书的动机不一，史蒂文斯也很清楚，他在两次沿岸航行便有记载，善念总有无聊的好奇心与贪婪相随。有些中国人神色泰然自若，似乎知道这些书籍的目的，还会送上一些小东西作为回报，如几串白葡萄、几只梨子、一小袋烟丝、一捧小米或一小把鱼干，等等；但有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拿了一本红皮面的书，还拼命想拿一本灰皮的书，而这两本书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史蒂文斯还没离开，有些人就把刚领到的书拿到路口去卖掉；有些人死赖着不走，花言巧语就为了要鸦片（史蒂文斯搭的帆船上也确实带着鸦片）或传教士自备的药品，这说明他们的动机只是要钱或怕生病，倒不是性灵有所需求26。

但整个来说，史蒂文斯在思索在这样一个国度散发教义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时，他不认为我们在全世界宣扬福音的权利，胜过中国皇帝的传位诏书。中国的普天万民凭什么被拒于基督教之外？这统治者的权位是篡夺来的，他们剥夺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乐的机会，只是人民无力抵抗；他们累世历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犹然，而且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与能让他们的生活得着福佑的事物无缘。我抗议这种压制人类良知的精神暴君，抗议这种对天国的背叛；如果我们要承担官府报复的后果，但又有谁能说我们对什么人做错了什么事呢？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