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2/8页）

虽然我们在解放后没有再见过面，但我们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通过各自的书认出对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开始了解对方。我们对“地狱”的回忆记录在事实细节上有着合理的一致性，但是在一个奇怪的事实上出现了分歧：我，尽管总是说奥斯维辛的记忆是完全难以磨灭的，却忘记了他的相貌；而他却声称记得我，尽管把我认错为卡洛·莱维（Carlo Levi），后者在当时的法国已经是著名的政治流亡者和画家。事实上，他说我们曾在同一个营房里共同生活了几周，而他没有忘记我，是因为意大利人数太少，以至于很少能够在奥斯维辛见到意大利人。而且，在奥斯维辛的最后两个月中，我基本上在从事我的专业，即化学工作，这就更罕见了。

我愿将本文作为他苦涩、朴实的文章的即时诠释、讨论、评价和总结。他的文章有两个标题，分别是《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和《灵魂的极限》（At the Limits of the Spirit）。它来自我多年来想翻译的一本书。这本书同样有两个标题：《超越罪恶和赎罪》（Beyond Guilt and Expiation）和《一个被吞没者的求胜尝试》（An Attempt to Overcome by One Overwhelmed）。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标题中看出，埃默里文章的主题有着精确的界定。埃默里经历过许多纳粹监狱，此外，在奥斯维辛之后，他还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度过了一个较短的时期。然而，他的观察，根据充分的理由，仅限于奥斯维辛——灵魂的极限，那些难以想象的事实，都发生在这里。作为奥斯维辛中的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呢？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做出定义。埃默里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定义是典型而有待商榷的：

我当然并不是指所有从事所谓脑力劳动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都知道律师、医生、工程师，可能也包括语言学家，都必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甚至可能在他们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果。但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正如我希望它在此被理解的，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如果有人和他谈起“社会”，那么他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而不是仅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产生短暂电流的物理现象并不会激起他的兴趣，但他了解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的一切——吟游世界的优雅诗人。

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苛刻得近乎毫无道理。与其说这是一个定义，不如说是对简·埃默里本人的描述，而且考虑它从属的时代和环境背景，我不排除这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事实上，埃默里一定知道凡·罗伊恩塔，但知道凡·罗伊恩塔在奥斯维辛没有一点用处。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范畴中还应该包括，比如，数学家、自然学家或科学领域的哲学家；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词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色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吹毛求疵。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统一的欧洲，而即使我们所讨论的概念置于集中营的背景之中，埃默里的想法仍然具有其意义。我也不希望跟随埃默里的脚步，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为“知识分子”制定出另一个概念。（我也许算是当今的一个“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词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当时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因为我精神上的幼稚、无知，以及冷漠；而如果我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无论如何，不管选择哪一个概念，人们都会同意埃默里的结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受教育者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除了体力更差，他不熟悉劳动工具，也缺乏必要的锻炼，然而，他的工友（或者农民）具备这些劳动技能。比较之下，他就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Entwürdigung”，准确地说，就是“失去尊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布纳实验室工作的第一天。甚至我们这批意大利人（几乎都是专业人员和商人）加入集中营花名册之前，他们临时派我们去加宽粘土地边的一条大渠。他们递给我一把铁锹，而它马上成了一场灾难。我想用铁锹把渠底的松土铲上来，再把土放到渠边。这条渠有两米多深。这工作看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如果不使劲（élan）把土扬上去，或者使用的劲头不对，那些松土不会留在铁锹上，而是经常落在经验不足的挖沟者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