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3/8页）

为我们指派的“平民”工头也是临时的。他是一个年过中旬的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个好人。他被我们的笨拙吓了一跳。我们试着向他解释——我们中几乎没人用过铁锹。他不耐烦地端了端肩膀：真该死，我们都是穿着条纹囚衣的犯人，而且还是犹太人。每个人必须工作，因为“工作使人自由”，这不是写在集中营的大门上吗？这不是笑话，事情就是这样。好吧，要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工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学习。我们都是资本家，不是吗？这是我们罪有应得，今天轮到我了，明天就轮到你们。有些人拒绝劳动，当“卡波”检查时，他们就迎来集中营生涯里的第一次挨打；另一些人则变得情绪低落；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困惑地发现这里没有别的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如何使用镐头和铁锹。

尽管如此，不像埃默里和其他人，我并不因体力劳动而感到过分的羞耻；显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不呢？我有学位，货真价实，但我是靠着命运的眷顾（也许我不配享有这份幸运）；我的家庭有足够的钱送我上学。我的许多同龄人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我不是想要公平吗？好吧，我得到了。几天后，我的手脚就满是水泡和感染，我被迫改变了想法：不，你甚至不能充当一个蹩脚的挖土工。我不得不赶忙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那些不幸之人（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成了最幸运的人）从童年起就掌握的技能：抓握工具的正确姿势；手臂和躯体的正确动作；如何处理疲劳和忍受疼痛；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以免让自己精疲力竭，哪怕被“卡波”或法本公司（IG Farben）的德国“平民”拳打脚踢。拳头（我在其他书上说过）往往并不致命，但体力崩溃是致命的。一记技术熟练的重拳，本身便含有“麻醉剂”，同时作用于你的肉体和灵魂。

除了工作，集中营的营房生活更让受教育者感到痛苦。这是霍布斯（Hobbesian）式的生活，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一场不间断的战争。（我重申：这是奥斯维辛，1944年集中营世界的首都。其他地方，或其他时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也许更好，也许更坏）党卫军当局的拳打脚踢是可以接受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force majeur”（不可抗力）。但在另一方面，来自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而且，在体力劳动中，可以找回一些自尊，哪怕最繁重的劳动，人们也可以去调整，去适应，甚至把它看作是苦行主义的一种原始形式，或者，取决于不同的性格，把它视为康德拉（Conradian）式的“自我考验”，对于自我极限的认识。而要接受营房常规要困难得多：正如我在上一章（无用的暴力）中所描述的，要用一种完美主义的、白痴般的方式去整理床铺；用一块肮脏的湿布擦地板；一声令下，就穿上或脱掉衣服，在无数次的虱子检查、疥疮检查、个人清洁检查中，展示自己的裸体；拙劣地模仿军国主义的“密集队形”操练，在党卫军军士的猪猡肚子前，利索地执行“向左看齐”和“脱帽”。这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贫乏感，恶性地退化到初期的阴郁状态，缺乏教导和关爱。

埃默里－梅耶确认，他也遭受了我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语言上的巨大痛苦，但他的语言是德语。他所遭受的痛苦与我们不同。我们听不懂德语，回归到一种又聋又哑的状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大于肉体痛苦。而他所遭受的痛苦正因为他的语言是德语，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并热爱他的语言，就像雕塑家目睹自己的雕塑被污染或损害一样感到痛苦。所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遭受的痛苦不同于未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对于后者，听不懂集中营里的德语这一事实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而对于前者，这是他能听懂的一种原始的黑话，但在他试图说出这种语言时，他的口舌仿佛受到炙烤。后者是被流放者，而前者是自己祖国的陌生人。

关于狱友之间的拳脚冲突，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埃默里描述了一段重要的往事，他的语气不无兴致，而且在回想中颇感自豪。这应该包括在他那“以牙还牙”的道德观中。

一名普通罪犯，是个身材魁梧的波兰人，因为一件小事打了爱默里的脸；而他并非因为动物般的本能，而是出于对集中营这个错乱世界的合理反抗，竭尽全力进行还击。“我的自尊”，他说，“完全在击中他下巴的那一记拳头中；但最后，身体过于弱小的我，屈服在无情的打击下。但这并不重要。尽管浑身累累伤痕，但我对自己很满意。”在此，我必须承认我如此的低劣：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也许因为缺乏严肃的政治教育，事实上，并没有哪个政治程序不允许反抗——哪怕最温和的、最排斥暴力的政治纲领，也不会禁止任何形式的积极抵抗。也许是缺乏身体上的勇气。当面对疾病和危险时，我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勇气，但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但我并不后悔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生涯如此简短、痛苦、愚蠢而悲惨：我扮演了一个并不属于我的角色。我钦佩埃默里内心的改变，他勇敢地决定走下象牙塔而走上战场，但这在过去以及现在都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我钦佩他的行为，但我必须指出，他的选择延伸至他走出奥斯维辛之后的整个人生，让他归于一种艰苦而不妥协的生活，从而难以在生活（事实上，生存）中寻找乐趣。那些对整个世界“以牙还牙”的人，捍卫了他们的尊严，但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他们必然会失败。埃默里自杀了，在1978年，萨尔茨堡（Salzburg）。就像其他自杀一样，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从事后来看，奋然反抗波兰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