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4/8页）

几年前，在一封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海蒂·S.（Hety S.,我将稍后介绍她）的信中，我发现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类的行为能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

我只尝试过一次。伊莱亚斯（Elias），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中提到的那个结实的矮子，一个从表面来看“在集中营里快活”的人。有一次，我不记得什么原因，他抓着我的手腕，破口大骂，把我推搡到墙边。就像埃默里，我突然感到自尊高涨，不由自主，超越了无数前辈留给我的远离暴力的祖训，尝试自卫，用我穿着木鞋的脚踢在他的小腿上。伊莱亚斯吼叫起来，并不是因为那狠狠的一脚，而是因为受伤的尊严。眨眼之间，他把我的双臂交叉按在我的胸前，把我推倒在地，把全身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扼住我的喉咙，瞪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现在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双眼睛，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死死地瞪着我，带着瓷器般的灰蓝色。他扼住我的喉咙，直到看到我开始失去意识才松开手，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

在这次“成人仪式”之后，只要有可能，我更情愿把惩罚、报复和反击的权利留给我的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我的过去塑造了我，而我不太可能再改变。如果我曾经目睹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崩溃，如果我被判处流放而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如果我被严刑拷打而昏厥，失去意识（并超越意识），那么我也许会“以牙还牙”，像埃默里那些“愤恨者”们一样生活。为此，埃默里还专门写了一篇充满痛苦的长文。

以上论述了文化在奥斯维辛中显而易见的劣势。那么，文化真的毫无优势吗？如果我否认了文化的优势所在，那么我真是对我所接受的适度的（而且“过时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有些忘恩负义，埃默里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

比如，埃默里向我讲述了一位在达豪集中营研究迈蒙尼德（Maimonide）的朋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营医务室门诊的一名男性护士。而在达豪集中营，尽管管理严格，仍然有一个图书馆。而在奥斯维辛，甚至看一眼报纸都是耸人听闻的危险事件。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而另一次（显然是在医务室，额外的一份热汤缓解了饥饿之后），约阿希姆·齐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那个道德败坏却极有责任感的军官——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般的热情。

知识对我是有用的。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四十年后，我重读《活在奥斯维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者，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我们仍是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而我们之间的记忆有些分歧：他记得那次对话，但是，可以说，记不得（或者记错了）其中的重点所在。在那时，他对但丁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肩头担着汤。而我通过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过我的言语和混乱的学术回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我对但丁的热爱感染了他。是的，在此处，我写道：“要是谁能告诉我怎么接下去，我情愿把今天的汤给他，我忘记了结尾的地方。”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